跬步千里

近代石家庄火车站名称变更述略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6期



李惠民

摘  要   石家庄铁路枢纽有32年两个车站并存的时期。石家庄最早的京汉铁路车站之所以叫枕头车站,不仅是因最初的石家庄村人口少,更主要的是村子太小,没有名气,世人知之甚少。1909年京汉铁路收归国有后,枕头站改回了石家庄站。20年代,石门市自治制实行时间甚短,并因市公所很快被撤销,故石家庄车站名称并未变改。30年代末期,日伪当局成立石门市公署,石家庄车站更改为石门车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沿用石门市称谓,但交通部平津区石家庄分区接收委员办事处,却在1946 年果断地将石门车站改回石家庄车站。1947年11月12日,解放石家庄后,人民政府宣布将石门市改为石家庄市,此时石家庄火车站已无需再更改。

关键词   正太铁路;京汉铁路;枕头站;石家庄站;石门站

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近代新兴城市,作为正太铁路与京汉铁路交汇的枢纽车站,学界已充分论及石家庄铁路枢纽的形成、枢纽对城市经济的牵引作用、枢纽对城市中心地位影响作用等问题。但是,作为铁路枢纽的石家庄车站数次变更名称,并无专文系统叙述。虽然也有论著曾提及,最初的京汉铁路石家庄车站曾称“枕头车站”,也仅仅是蜻蜓点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目前,所有涉及京汉铁路使用枕头车站名称,而不用石家庄车站的解释,基本都是简单地归结为石家庄是小村庄,枕头是大村镇。问题在于,当时京汉铁路从石家庄村与休门镇之间穿过,为什么没有使用距离石家庄更近的“休门”命名,而用了距离较远的“枕头”?如果说因石家庄村小人少,需要找一个户多人众的村庄代之,那么与石家庄站同为四等车站的柳辛庄站、高迁站,为什么没有采用大村镇名称代替其车站名称?况且,后来在“枕头车站”更名之外,近代石家庄火车站还有另外两次更名,至今尚未有综合考察这三次更改站名的论述。为此,根据民国时期出版的《鹿泉文献》、《交通史路政编》、(日)《以石门市中心的京汉线事情》、《正太铁路接收第四周年纪念特刊》、《石门新报》以及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等史料记载,仅对石家庄两个火车站并存时期的站名变动、路名与起讫站名不符的修订、石门与石家庄站名的改来改去三个史实问题,略作考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石家庄两个火车站并存时期的站名变动

石家庄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京汉路,修建京汉路的过程一直是分段进行的。其中,1901年5月至1902年8月,完成了正定至窦妪的铺轨。1901年5月开始进行窦妪至邢台铺轨,1902年8月至1903年3月完成铺轨。1903年4月,邢台以北的京汉铁路开通了,这意味着石家庄第一个火车站建成。一些论著皆说这个靠近石家庄村的车站,“因当时石家庄村小,而取距火车站7华里的振(枕)头镇村名,称振(枕)头火车站。” [1]以上论点的最主要依据源自1934年出版的《石门指南》。

《石门指南》记载:京汉铁路在石家庄村边修建的火车站,“因村户极少,乃定名为枕头站”。那么,“村户极少”的石家庄村,到底是个多大规模的村庄呢?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获鹿县《编查男妇大小户口数目清册稿》调查数据,当时石家庄村只有93户,男女老幼共计532人。在获鹿县198个村自高至低的排序中,石家庄村的户数名列第132位,人口数名列第112位。由此数据看来,当时石家庄村户数在一百户之下,人口在600口以下,确实属于一个蕞尔小村。而石家庄南邻站高迁村,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有253户,1524口人;石家庄北邻车站柳辛庄,在1931年还属于正定县拥有1727口人的一个村庄。显然,石家庄前后两个车站,高迁和柳辛庄的人口和户数,当初都高出石家庄一倍以上。

《石家庄通史》《石家庄市四十七年史》皆曰,京汉铁路石家庄火车站被八里之外的枕头村冠名取而代之。按照当地民间传统说法,石家庄与镇头两村之间距离为七里。石家庄村西有座苍岩山圣母庙,它处在周围诸村奶奶庙的中心位置,不仅距镇头村的奶奶庙七华里,而且距离休门村东的奶奶庙也是七华里,距离留营村西的奶奶庙也是七华里,距离柏林村奶奶庙也是七华里,所以当地百姓俗称苍岩山圣母庙为“七里湾庙”。[2]其实,这个“七里湾”是指乡间道路的曲折长度,并非石家庄村到镇头村的直线距离,两村实际直线距离不足七里。因为从镇头村至石家庄村的乡间道路,先要向北走,经过西里村,由此再向东拐一个大湾,才能走到石家庄村。所以,久而久之,当地百姓就在“七里庙”中加了一个“湾”,石家庄村圣母庙又被俗称为“七里湾庙”,简称为“湾里庙”。

距石家庄村七里的镇头村,人口和户数确实远超石家庄村,在获鹿全县排名前十。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获鹿县《编查男妇大小户口数目清册稿》调查统计,当时镇头村有340户,男女老幼共计1656人。在获鹿县198个村自高至低的排序中,镇头的户数名列第4位,镇头的人口数名列第9位。以上石家庄村与镇头村人口户数对比,似乎印证了《石门指南》关于为何改用“枕头站”的解释。但是,以人口和户数多少决定命名枕头车站的说法,仍有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没有解决,无论人口和户数,休门村都比镇头村要多,为什么命名车站没有使用距离石家庄村更近的休门村呢?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获鹿县《编查男妇大小户口数目清册稿》调查数据,当时休门村有341户,男女老幼共计2357人。在获鹿县198个村自高至低的排序中,休门人口数名列全县第2位,休门户数名列全县第3位。清末获鹿县行政境内分为五路十区,其中,“正东路”有“休门区”和“于底区”两个区,“东南路”有“镇头区”和“永壁区”两个区。休门村与石家庄村同属“正东路”的一个区,而镇头与石家庄不仅不在一个区,还有“正东路”与“东南路”之别。特别是京汉铁路就是从石家庄村与休门村之间穿越,京汉铁路却使用了“枕头站”,没有使用“休门站”,究竟道理何在呢?

京汉铁路之所以将修建在石家庄村边的车站,没有命名为“石家庄站”,缘由不仅在于其“村小人少”,更主要的是其“名微”,当时权衡车站取名的标准,更侧重于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名气。石家庄村的文字记载历史,目前最早可追溯到元朝大德四年(1300年),休门村当然要比石家庄村历史悠久,休门村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隋朝大业七年(611年)。就历史名气而言,镇头村的文字记载历史更早,历史地位和名气更高,休门村相形失色。镇头村名与“古恒州治所”有密切关联,村北一带曾是隋初至北宋石邑县的治所。恒州在隋代大业初年曾改为恒山郡,唐代武德初年恢复旧称,恒州治所设于石邑县城。由于北宋时石邑县并入获鹿县之故,石邑县城遂改为石邑镇,位于石邑镇南头的这个村子,久而久之,便被称之为“镇头”。镇头作为一个名村古镇,谐音亦被称“振头”,但在清末之前,一直多称“镇头”。

修建在石家庄村边的京汉铁路车站,之所以弃用石家庄站,最主要考虑的因素,还是古镇历史名气,知之者众多也。正如民国《鹿泉文献》记载所言,“石家庄获邑东部蕞尔村落也,西临镇头,古恒州治,大埠也。藉曰镇头车站,昭易知也。”[3]但是,京汉铁路此站的实际站名,既未用“石家庄站”,也没有用“镇头站”或“振头站”,而是用了另一个谐音的“枕头站”,故一直为后人感喟不已。

1904年4月正太铁路正式开工建设,工程第一段从终点站石家庄至乏驴岭建起。缘本铁路是由正定府至太原府,由负责铁路勘察设计的法国工程师埃士巴尼决定,改由石家庄村东南的京汉铁路枕头站附近为起点站。遵照原定《正太路借款合同》《正太铁路行车合同》,铁路线的名称未改,虽仍称为正太路,实际上与原定铁路起讫车站不符。据清末外务部奏折记载,正太铁路名称和石家庄车站名称,皆由法国工程司埃士巴尼最终敲定。1904年10月,“埃士巴尼乃赴路测勘,以枕头为首站,与原定之柳林堡异。其后,又易枕头之站名为石家庄,而名称仍袭合同之旧,不之改。”[4]由此,在石家庄同一个地点,形成了两个不同名称的车站,一个枕头站,一个石家庄。

京汉铁路使用枕头站名的时间并太长,此站名仅存在了5年。1908年年底清政府还清了外资全部借款和利息,1909年京汉铁路收归国有,原清朝政府铁路总监一职,改为了总办;枕头站更名改回石家庄站,不主故常,以使车站名与所在地恢复了名实相符。此后几年间,主要史籍都回归了石家庄的站名。譬如,京汉铁路管理局 1914年版的《京汉铁路之现在及将来》,将枕头站皆改为石家庄站。但是,一改故辙易,清除旧痕难,要彻底消除枕头站使用印迹,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办到。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交通史路政编》等某些平汉路统计资料中,仍能见到枕头旧站名,这说明还有一些记载在习惯性地继续使用枕头站的称谓。总而言之,将枕头站名恢复石家庄站名,名符其实。随着石家庄作为新兴城市的迅猛崛起,彰显了其区域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石家庄车站名至实归,是大势所趋,顺其自然。正如民国《鹿泉文献》所记述,只有石家庄成为了枢纽,商贾云集,变为蔚然巨镇后,枕头车站才可能出现更改,“遂易其名曰石家庄。故曰:势大可凭,德滋自彰,地且犹然。”[3] 京汉线“枕头车站”改名为“石家庄车站”后,两个“石家庄车站”依然并存,依然分别隶属两个铁路管理局统辖。

二、路名与起讫站名不符的修订

1925年北京政府批准石家庄筹备市自治制,并命名为“石家市”,以“市”换“庄”。两个月后,北京政府又根据石门市自治筹备处的请求,将“石家市”,更名为“石门市”。石家庄火车站还没等到根据自治市而更改站名,石门市自治制却在1928年7月就被南京政府撤消了。1928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京汉铁路遂改为平汉铁路。

1932年10月正太铁路举行接收典礼, 1933年1月31日法国巴黎银公司正式移交,标志着正太铁路收归国有。但是,正太铁路从建成之日起,路名与两端起点石家庄、讫点太原车站的站名,就存在着与名实不符的问题。1933年1月铁路国有之后,名实不符的问题并未予以提出和更正。后来,正太铁路的路名与石家庄车站站名的更改,都是日本侵略者占领石家庄和华北铁路全线沦陷之后,才出现了更改变化。

日本侵略者对正太铁路以及华北铁路早已觊觎多时,在卢沟桥事变前,就由南满洲株式会社组织对正太铁路进行过实地秘密勘察,撰写了上百万字的《正太调查报告》。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攻占石家庄之前,曾于1937年9月14日、9月19日、10月4日,三次动用飞机轰炸了石家庄的车站、邮局、铁路总机厂、大兴纱厂等多处目标。

1937年10月9日下午,日军开始对石家庄发动最后的攻势,石黑、坂西两个联队率先攻入石家庄。[5]  1937年10月10日下午,日军占领石家庄,正太车站与石家庄整个城市沦陷。在日军占领石家庄车站的照片上,依稀可见车站建筑标牌处自右向左书写着“石家庄”的站名。

1937年11月8日,日本侵略者又攻占了太原。日军在控制正太铁路全线后,立刻开始着手修复被毁的铁路。据1940年出版的《以石门市为中心的京汉线事情》记载,日本侵略者完全控制正太铁路后,被战火破坏的车站和铁轨,经过近一个月的紧急抢修,于1937年12月2日恢复开通,[5]  1938年3月正太铁路全线正式重新通车营业。此后,因日本人陆续扩建了石家庄南货场站,并新建了南调车场,石家庄客运车站被称为“石家庄北站”。其实,严格地说,这个不算车站更名,因为并不存在另一个石家庄客运南站。之所以称“石家庄北站”,就是相对这个新扩建的南货场站和南调车场而言的。其实,石家庄客运站与货运站的划分,并非日本人掌控后才实施的,早在1936年之前石家庄客运、货运及行车部分原来就在一处办公,因场地狭小,便划分南货运、北客运两处办公。未划分南北站之前,两者合署办公的“地点既嫌狭小,且商人托运货物,每须在站久候,并须横越轨道,往返于车站货厂间,至不便利,为改善业务及便利货商起见,特将该站货运部分移至货场办公。与车站办理客运行车部分实行划分,并将货厂内部加以整理改造,所有该站一切货运事宜,现均在货厂办理。”[6]日本人只是将这个南货场站予以了新扩建,并将南货场站与北客站的划分明确地标注在站牌上。并在原正太路石家庄车站标牌上,清晰无误地标注上“石家庄北站”。从车站标牌的照片档案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石”字书写更改形成双影套叠的印迹,说明石字与家字的间距明显过窄,显然是由原来“石家庄”三个字,改为“石家庄北站”五个字后,由于未能将字间距摆布均衡而有意进行的涂改,将“石”字向左侧移动,留下了明显的涂改重叠痕迹。

日军攻占并控制华北铁路后,当时由日军军部实行管制,1939年4月将铁路管理权移交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加大掠夺资源的需要,从1938年11月开始,对正太铁路实施窄轨换宽轨距的工程改造,到1939年10月完成全线改造工程。此项工程对石家庄车站产生了三个重大影响:其一,由正太线窄轨车站的原来北面引入方式,改造为宽轨车站的南面引入方式,正太铁路更名为石太铁路;其二,实现了石太铁路与平汉铁路接轨并联。其三,平汉线石家庄车站与石太线石家庄车站,实现了两站合一,结束了两站并立32年的历史。

三、石门与石家庄站名的改来改去

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于1939年10月7日通过《行政委员会指令秘字第1027号》,正式批准“石门准予设市”,后来石家庄车站随之更改为“石门站”。据1940年5月5日的《石门新报》报道说,华北交通株式会社通知,“特决定自本月十日起,将京汉线石家庄站,改称为‘石门站’……,业布告本市车站,并使市民周知。”[7]但是,这个更改石门车站的方案,又造成了与京山铁路石门站的重名。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特此决定,将京山铁路的石门站,更改为“石龙站”。

日本侵略者出自掠夺经济资源和建立华北铁路交通网的目的,早就谋划了要修建一条由石家庄连接津浦铁路的通道计划。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侵略者已经秘密勘测了沧石线和石德线的路径。1940年5月10日,修建石德铁路计划得到了日本内阁批准,当年6月5日便开始施工,当年11月15日全线建成通车。整个石德铁路施工工程,“为时仅五阅月,为铁道建设之未有记录。”[8]至此,石门车站终于成为平汉、石太、石德三条铁路交汇的铁路枢纽。

1940年11月15日石德铁路建成通车。1941年2月15日,正式在石门火车站举行了石德铁路开通运营典礼。根据日本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代表等出席典礼步入会场的历史档案照片显示,新火车站出入口的标牌上,清晰地书写着“石门站”三个大字。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置的各种各类接收机构,分别接收了平汉铁路、石太铁路、日伪“真定道公署”和石门市政府。根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诚字第123号)指示,正太路的石家庄至井陉段交通警备任务,由第三十四军李文部担任;山西境内铁路线交通警备任务,由阎锡山负责。194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杨毅等九人到达石家庄,11月26日举行了石门铁路局的接收典礼仪式,当日一并成立了“交通部平津区石家庄分区接收委员办事处”。特派员办公处接管本地铁路事务后,一面处理内部事务,一面逐步维护铁路业务的恢复工作。

石门市所属的十一战区接收军事长官是孙连仲,孙指令自己的亲信尹文堂负责组建市政府,并担任石门市第一任市长。但尹文堂在筹备设置石门市之时,面对难缠的市名问题束手无策,致使本地申报手续一再延迟。[9]原石门市名称面临的主要难题有二:其一,政区称谓的重名问题,即石门市与湖南石门县同名;其二,国民政府不愿继续沿用日伪政权的旧市名。南京政府内政部、河北省民政厅主张新创建的市政府,要更改石门市的称谓。[10]以尹文堂为首的石市政府筹备班子考虑,由于处在军事形势极度特殊的时期,骤然更改市名,会对当地局势和经济形成严重影响。主张暂时沿用石门市旧名,待将来局势稳定之后,再设法专案办理。[11] 1946年9月20日,市政府秘书处还为更改市名一事,登报向社会各界征集市名,期盼能够集思广益,广大市民踊跃提供高见。

交通部平津区石家庄分区接收委员办事处,看到接收后的国民党市政府对于是否继续使用“石门市”名称的问题,一直犹豫不决,一拖再拖,迟迟未定新市名。交通部石家庄分区接收委员办事处,在市政府尚未确定新市名的情况下,于1946年3月6日正式将“石门火车站”称谓改回了原来的“石家庄火车站”。其原因和根据,既不是接收委员办事处人员不喜欢“石门市”称谓,也不是他们具有先见之明,而是南京政府交通部出台了统一规定要求,即收复区铁路所有车站名称,在抗战期间经敌伪变更者,一律恢复原有名称。

194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后,石家庄市政府于1947年12月26日发布秘字第一号通知,正式宣布“石门市自即日起改为石家庄市”。[12]石家庄许多行业部门的称谓都随之进行了更改,而火车站因1946 年已经先期更改为“石家庄站”,不用再亦步亦趋了。“石家庄车站”的站台标牌是石家庄解放前树立的,而新生人民政权完成石门市回归石家庄市后,石家庄车站不再需要更新车站名称了。

原文刊登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6期,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核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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