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枢纽对近代石家庄城市中心地位的影响
刊载于《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李惠民
石家庄铁路枢纽的形成和近代铁路运输的发展，导致了冀中南地区交通运输体系的重大调整，改变了当地以往的商品流通流向，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通过铁路交通枢纽功能的发挥，实现了传统区域经济中心向石家庄的迁移，奠定了后来军政中心基础，这是铁路枢纽对近代石家庄城市化产生的一个重大影响。
一、调整流通路径方位，驱动集散中心东移
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生产与市场的集中，石家庄作为铁路枢纽其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不断地得到增强，不仅迅速完成了区域商品集散地由获鹿向石家庄的东移，而且在区位优势的作用下，石家庄又迅速形成为一个区域性工业产业中心，从而带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其实，此前在那些努力推进铁路建设的人群中，有一些别具慧眼的人士已经预见到铁路将对社会进步发挥巨大作用，当时《东方杂志》转载的《论河北铁路以道口为中心点》一文曰：“铁路辐辏之地，民口可由寡而众，民产可由贫而富，民俗可由野而文”，“以道口为成效之所”。[2]
铁路枢纽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早已针对欧洲的情况作了概括性地总结：“交通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随着交通工具的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3] 马克思还举例详细说明了什么样的地点开始兴起，什么样的地点开始出现衰落，“一个生产地点，由于处在大路或运河旁边，一度享有特别的地理上的便利，现在却位于一条铁路支线的旁边，这条支线要隔相当长的时间才通车一次。另一个生产地点，原来和交通要道完全隔绝，现在却位于好几条铁路的交叉点。后一个生产地点兴盛起来，前一个生产地点衰落了”。[4]石家庄就是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后一个生产地点”，虽然铁路开通以前，它只是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蕞尔村庄，既不通官道，又远离驿站，但是，火车给予了石家庄意外的垂青，神奇地改变了这个小乡村的历史命运。由于石家庄向北距离滹沱河十五里，向西直接面对通往山西的太行山重要垭口，恰巧形成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交汇衔接点，形成为铁路重要枢纽，所以，它才能够很快就演变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和区域性军事政治中心。
石家庄成为新兴铁路交通枢纽以后，使传统的运输路径、交通运输体系和货物流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重大的调整，对于该地区的运输路线、运输速度、运输效率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铁路兴后，商运图捷，大都改道”，[5]反映的就是原有运输途径出现的调整结果。以往石家庄周围的正定、获鹿等地与华北重要商埠天津进行的货物流通，主要采用以河流为主的运输方式，即先用马车将货物运至滹沱河码头，借助滹沱河与子牙河进行水运，这一航道在丰水期尚能通行载重25～35吨的小型木帆船。石家庄成为铁路枢纽后，物流途径由正太线转京汉线，再由京汉线转北宁线到达天津，昔日的河流航道被铺设的铁轨所取代。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更，首先，在于铁路是新式交通运输网的骨干，由于运量大和速度快，铁路运输效率高和成本低，是中长距离的货物和旅客运输首选的最佳工具。
20世纪30年代，经水路运往石家庄的洋杂货和由石家庄运出的煤铁皮毛等，每年约在十余万吨，而由石家庄经铁路运出的仅棉花一项，每年就达到五百万吨。由此可见，铁路已经取得了运输至尊霸主地位当属无疑。其次，在于滹沱河上游水量无定，水路运输受到季节的极大限制，雨量不足则无法行船，特别是枯水期只能断航，因此无法保障长期稳定的运输。再次，运输时间相对漫长。“装民船由滹沱河水路运津，需两星期乃至三星期始到”，[6]而铁路运输则两天即到，即便出现某些不利因素干扰，至多一星期可达天津，而且风雨无阻，每日每班车次运行时间固定。相比之下，火车要稳定可靠得多，“故水路在平时不能与铁路竞争”，[7]铁路运输取代水陆运输是一个必然。
未通火车之前，获鹿县城是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曾被誉为“日进斗金的旱码头”，[8]“获鹿县工商业比较正定平山发达”，[9]经济实力不在正定府城以下。署理正定府的李映庚虽然在给天津商会的信中坚持认为，正定府应为“一郡之中心点”，但是，他也承认正定商务发展“涣而不萃”，获鹿则是连结山西通道的天然商埠，“郡城商力”不如获鹿。[10]昔日山西方面运来的货物全部要在获鹿停卸，改装马车，运往周边各地，而由直隶各地运往山西的所有货物，亦必到此停卸，改用牲畜驮运。在获鹿从事贩运货物者络绎不绝，用于运货的骆驼、骡马、毛驴成群结队，县城内栈铺林立，钱庄并行。
火车开通以后，获鹿的晋冀商品集散地的位置开始向东转移至石家庄。石家庄取代获鹿成为大宗客货流的换乘、换装和集散之地，由天津和直隶等地运往山西之货物，要在石家庄枢纽站改装正太铁路；由山西运出的货物，都要在石家庄枢纽集散，或转京汉铁路北上南下，或由石家庄运往周边地区。石家庄俨然成为“晋煤出口之咽喉，且为晋煤极大之销场”，“晋煤尤非由此转运不可”，此时已经实现了区域商品集散地转移的石家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河北山西两省之门户。
石家庄铁路枢纽随着运输货物品种和运输数量的增加，商品中转和集散地功能逐步增强，进出货物的吞吐能力大为提高，所有货物的商品流通速度大为加快。据邮传部第一次路政统计表，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当年运输货物的数量仅为：硬煤40 270吨，烟煤47 500.610吨，铁货4 038.540吨，布匹1 169.240吨，盐2 720.900吨，煤油898.360吨，石灰765吨，其他41670.450吨，共计139 033.100吨。[11]此后，正太路的货物运输逐年上升，1935年达到了2 332 455吨。
随着石家庄商品中转和集散地功能的逐步增强，其经济地位和实力逐步超过获鹿，又超过了正定，遂成为获鹿县境内、正定府境内、乃至河北中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之冠。昔日当称繁盛的获鹿城关由此风光不再，“各商迁徙者不啻过半”，[12]迁徙的商人大都转移到石家庄，“前日巨商均在获城，自正太路交通以后，皆聚集于石庄”。[13]由于石家庄城市功能的改变，使本地域的物资集散中心由获鹿县城转移到石家庄。各地的批发和零售商纷纷移居此地，“商贾云集，工业日增，凡以营利为目的之人士，均乐贸易于此地”。[14] 尽管获鹿和正定也都分别处在正太和京汉铁路线上，但是，由于交通运输的效益不是均衡分布在铁路线上，而是集中聚汇在交通枢纽点上，大量货物流和高密度人群赐予了石家庄极大的优位经济效益。获鹿被冷落了，“所有粮食均由石家庄过载，城关生意萧条，至多赔累”，[15]使得石家庄迅速超越了交通地理条件已经不如它的获鹿和正定。石家庄枢纽地位使它获得了交通地理优位效益，改变了河北中南部经济中心分布格局。格局变化之所以能够实现，首先是来自铁路运输的拉动。
二、牵引工业经济兴起，催生支柱产业龙头
由于交通地理位置客观上造成资源供给地点的价格差异，井陉矿务局更是利用自身资源优势，“选择交通适中之石家庄”，[16]把炼焦厂开设在此，进而开发企业的高附加值产品，体现了立足交通枢纽，面向更大市场的发展目标。大兴纱厂也是被地点价格优势所吸引到石家庄来的，他们选址石家庄的主要理由，既是产棉区原棉价格较低，接近产品的销售初级市场，同时又是转运中心，煤炭资源价格低廉。被交通地理优位的“额外”经济效益吸引的，不只大兴纱厂、井陉矿务局炼焦厂这两家大企业，来石家庄设厂的还有榨油厂、面粉加工厂、火柴厂、肥皂厂、铁加工等一些中小型企业。裕田丰和新新两家榨油厂利用棉产区优势和交通运输优势，大量采购棉籽，榨取棉油，推销于山西及邻近各县。裕庆火磨公司（后改组为聚丰机器面粉公司）民国九年成立，是专门收购本地和山西粮食进行机器加工面粉的企业。由此可见，石家庄不仅成为了一个交通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集散中心，而且也初步形成区域性工业中心，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对石家庄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了带动作用。
由于石家庄铁路枢纽的崛起，奠定了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基础，从而石家庄逐步具备区域经济中心的功能，实现了近代冀中南地区经济分布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建立起了介于原来的冀中经济区和冀南经济区之间的一个新经济区域。它以石家庄为区域经济中心，逐步向四周辐射扩展，经济影响力甚至逐步部分覆盖和超越了两个传统的冀中和冀南经济区。石家庄能够从小乡村发展成为区域经济中心，不仅仅是凭借着绝好的偶然机遇，因为区域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内在的经济联动关系，演变过程受到了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支配，所以，演变结果又是一种逻辑的必然。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分析，石家庄兴起首先取决于它所处的地理优势，它向西三十五里直冲太行井陉山口，向北三十里抵达正定，中间跨枕滹沱河流，具备了这两个方向的坐标点，京汉正太两条铁路才可能最终交汇于石家庄，如不然可能选择的会是正定或是获鹿；由于堪称两条国民经济大动脉的京汉、正太铁路交汇于石家庄，才可能使其具备重要交通枢纽功能；具备了“绾毂南北，衔接晋燕”交通枢纽功能，才可能拥有大批量人流和物流在石家庄中转和集散；成为了交通要冲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才可能拉动石家庄近代工业产业的出现。总之，石家庄由于具有了铁路交通枢纽功能，加上“附近各县公路纵横交错，俨如蛛网，以石门为中心，与各地相互联系”，[17]具备了巨大的运输能力，形成了区域性重要商品集散地，建成了以纺织和炼焦等支柱产业，奠定了近代石家庄工业产业基础，理所当然地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实至名归地具备了城市的经济职能。
在充分肯定铁路枢纽把石家庄打造成一个区域经济中心的同时，也要准确把握其区域经济中心吸引力和辐射力影响范围，如果把石德铁路修建之前的石家庄，说成“实为晋豫直鲁四省商务总汇之区，”[18]则有失客观公允，尽管石家庄有两条通往东部方向的公路作为运输体系的配套辅助设施，但是，对于缺乏东向铁路干线的石家庄枢纽而言，无疑导致与东部中小城镇及广大腹地间的经济联系的弱化，影响了石家庄区域经济中心对东部地区的集聚和扩散作用。
三、吸引军政中心落户，衍生城市复合功能
石家庄作为一座新兴的经济城市，他的产生与传统城市的产生缘由和途径大相径庭，中国传统城市在他产生之日就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而且其行政地位变化对城市规模变化直接产生影响。与中国传统城市不同，石家庄则先是由交通枢纽功能衍生出经济功能，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大量聚集、各种社团的涌现、税收项目的扩大、城区设施的建设、地方治安的管理、行政司法的加强、社会制度的变迁等，才逐步具有了城市的建制，具备了城市的政治功能，具有了行政中心的地位，从而扩大和完善了近代石家庄城市的职能。但是，无论传统城市还是近代新兴城市，她们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具备一个共同的条件，这就是优越的地理交通环境条件。一般传统的省、府、州、县各级政府所在地，需要具备相对优越的交通条件，以便于对该地区下属的政治行为给以调度和指挥，特别是都城与省会均位于交通要道或大河大江的岸边，都拥有当地上佳的交通条件，掌握和控制着最好的交通资源与工具。此外，作为区域政治中心，除了必要的交通条件之外，往往还需要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和较为强大的吸引辐射能力。
石家庄西依太行群山，东临华北平原，南通中原豫鄂，北达京师都城，在石德铁路通车后，真正实现了四通八达，交通便利，运输快捷，不仅具备了成为行政中心需要的交通优越的前提条件，而且，经济发达，吞吐如山，工商繁荣，交易旺盛，金融厚实，枢纽畅通，非常便于“联络晋冀两省及保定冀南两道各县有关政治之一切情报”，[19]能够在指挥调度该地区的政治、经济运行中切实发挥千钩重负的重要作用。由于近代石家庄具有了区域经济中心的地位，使其“商贾林立，政务繁增，难同他县可比”[20]，所以，1923年有人就提出了由石家庄取代获鹿行政中心地位，将获鹿县署搬迁至石家庄的建议，[21]1925年直隶酝酿自治市制时，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批准设立石门市，1928年南京政府又取消全国所有市政公所，废除“市自治制”，虽然此时的石门“既不能成市，又不能并县”，但是，“因商务繁盛，或因华洋杂处，职责之重有时超过于县”。而且，石门已经拥有了财政独立和司法独立，1927年“石门设立财政委员会自行管理地方款项”，1934年河北全省的统税区重新划定，“石家庄分区统税管理所”管辖正定、获鹿、井陉、深泽、无极、晋县、新乐、行唐、阜平、灵寿、平山、藁城、赵县、元氏、宁晋、高邑、赞皇。[22]1929年根据河北高等法院第288号训令建立了石门地方法院，分别负责处理一审二审案件，第一审案件以石门辖区为限，第二审案件以石门周围的获鹿和正定等20个县为限，石家庄成为冀中南区域的司法中心。
1939年河北省公署批准设石门为省辖市，此时正定道公署同时设驻于石门，石门“市政突飞猛进，俨然华北一大都市矣”。[23]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重新批准河北省增设唐山、石门两市，同时为了便于督导指挥，确定将河北省第十一区专署驻地设在石门市。1947年11月石门解放后，建立了石家庄市人民政府。1948年5月中共中央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迁到石家庄联合办公，同年8月在石家庄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
另外，中国传统城市往往都是行政中心与军事中心的结合，同时具备政治军事功能，拥有相应的政治机构和相当的军事力量。作为军事中心，都具有坚固城墙组成的城池，更需要具备交通要冲和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
石家庄拥有着燕晋门户地位的铁路枢纽，成为了大宗商品货物集散中心和区域性经济中心，自然形成“益扼军事之重心”[24]的兵家争夺要地，“盖频年以来，受时局影响，军阀辄据此为要津，每值战争，石地位于平汉中心，独当其冲”。[25]清末“燕晋联军”大都督吴禄贞之所以在石家庄起事，就是为了利用铁路调遣晋兵北上，掌控居于晋冀咽喉的铁路枢纽，并能够有效切断清政府增援袁世凯军火，取得直捣清廷的优越地势。当时，甚至吴大帅干脆就把军事指挥所设在了正太火车站的站长办公室。此后，从军阀混战出入石门，到日军在石门驻扎重兵，大肆扩充军事设施，再到国民党中央军对这座城市的严防死守，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把石家庄作为“开创解放大城市”第一战役，都充分说明了石家庄作为军事中心城市拥有举足轻重的军事战略地位。尽管石家庄这座城市并非事先刻意作为军事政治中心而出现的，但是，修建铁路本身就已经蕴含了用于快速调兵的目的和意图，1902年清政府规定，无论何人承办铁路，如有调遣军队或运输军用物资，予以优先载运。1924年正太铁路运送军队约五万人；1933年正太铁路运送军队664 722人；1934年正太铁路运送军队408 348人。
显而易见，是铁路枢纽赋予了石家庄这座城市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和军事功能。
作为任何一座城市来说，不会只具有某项单一功能，都会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功能。然而，作为由铁路枢纽发展而起的新兴城市，石家庄的各种城市功能不是一开始就同时具备的，而是具有从单一到复合的发展过程，以及不同主导功能先后更替和叠加的变化过程。石家庄在区域性经济中心的基础上，逐步成为了区域性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在经济功能基础上，逐步增添了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从而具备了复合城市功能。
原文发表于《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核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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