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吴禄贞墓的建造及陵园结构
刊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李惠民
摘 要 吴禄贞是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吴禄贞被刺案是近代史上典型的双重无头案。民国历届政府对吴禄贞及遗属均有追赠抚恤。民国时期，为吴公修建的不可移动纪念遗存中，在石家庄车站烈士殉难地建造的吴公墓，有墓葬、石刻、碑亭、祭堂、陵园，建筑遗存形式最全。吴公墓提升和扩大了新兴城市石家庄的知名度。抗战胜利后，市名筹备组在征询市名方案中，曾收到禄贞市、绶卿市两个提名方案，说明市民已将辛亥烈士认定为这座城市的一种荣耀。毛泽东当年从西柏坡到石家庄后，首先前往吴公祠观览，表达了崇仰的敬意，说明即将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人，并未忘记那些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抛头颅洒鲜血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族英雄。1982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吴公墓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键词 吴禄贞；追赠抚恤；瞻仰凭吊；吴公墓；石家庄
吴禄贞（1880年3月6日～1911年11月7日），字绶卿，湖北省云梦县人，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武昌起义爆发后，作为北洋六镇统制的吴禄贞，与阎锡山的山西民军组成燕晋联军，谋划1911年11月7日在石家庄起兵，北上攻打清廷老巢北京。但是，就在7日凌晨，吴禄贞被人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燕晋联军的北伐京师大计，转瞬间化作了泡影。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吴禄贞被刺这场谋杀案，成为了近代史上典型的双重无头案，不仅烈士尸体无首，以木代葬，而且谋杀案幕后主使的追查结果，泥牛入海，学界众说纷纭。[①]近些年来，学界关于吴禄贞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戍边方面，有关戍边论文具体内容涉及东北延吉、内蒙古、大西北等，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吴禄贞等三位在石家庄车站牺牲烈士去世后的纪念活动，一般论著仅提及民国元年孙中山颁布的“临时大总统抚恤令”、黄兴在上海主持追悼大会、孙中山亲撰祭文等，对于烈士身后的其他追赠抚恤、墓碑建造、瞻仰凭吊等问题，学界尚无系统梳爬。为此，本文拟对吴禄贞身后的烈士暂厝与墓碑建造、追赠抚恤与奖褒纪念、凭吊瞻仰的文化意义等进行简略论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烈士暂厝与墓碑建造
论及吴公墓建造，要先从烈士遗体安置说起。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石家庄火车站被谋杀的三位辛亥起义烈士，是六镇统制吴禄贞、参谋张世膺、副官周维桢。据六镇统制吴禄贞参谋何遂回忆说，因周维桢被刺客杀害后，倒在室外的草丛中，当时没有找到其遗体，所以，他与山西民军急忙护卫吴禄贞和张世膺的遗体撤回山西。何遂抱着吴禄贞的无首遗体一路痛哭，火车开到山西界娘子关后，便将吴禄贞和张世膺遗体暂存于此。后来，人们才在草丛中发现周维桢遗体，只得在石家庄车站附近的京汉铁路东侧就地掩埋。
民国建立后，1912年3月14日，在上海张园举行了有近千人参加的吴禄贞烈士追悼大会。追悼会由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部长黄兴主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特派代表前往宣读了祭文。1912年3月14日，是农历壬子年正月廿六日，即吴禄贞的生日。
据《时报》报道，1912年6月10日，山西太原举行了“全省官绅军学商各界”近万人参加的吴禄贞烈士追悼大会。事前，山西方面将吴禄贞的灵柩，从娘子关迎至太原。吴禄贞夫人景静淑携儿子吴忠黄、女儿吴忠华，亲临山西太原，为亲人易棺改殓。太原追悼会主祭台上悬挂着“燕晋联军上将军吴公绶卿悲悼会”的会标，参祭者还包括了其他各省代表，当烈士遗属穿丧服哭拜于烈士灵前之时，全场无不为之悲伤泪目。
太原追悼会后，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革命党人，经过反复认真讨论，努力协商，做出了四项决定：
第一，悬赏寻找吴烈士首级。由于觅求久无下落，[②]于是，阎锡山决定请一位木匠，为吴禄贞制作了一具“木制人头”，将其放置吴公遗体的颈腔部位。经此装殓成礼，烈士遗体终于安置昭烈祠暂存浮厝。
第二，编辑吴禄贞平生事迹，并拟撰写张世膺、周维桢列传，编印成书，公诸于世。
第三，拟为吴禄贞铸铜像，以“永峙千古”。阎锡山为此亲撰《请各省赞助铸吴公绶卿铜像启》，“窃念刻木以模鲍信，哀动三军；范金而祀陶朱，义深一往。爰议铸公铜像，建之石庄。”“上以祝共和之万岁，下以慰豪杰于九原”。
第四，商议寻找永久墓地，筹备正式安葬吴禄贞、张华飞、周维桢三位烈士的相关事宜。阎锡山原拟将烈士们在被害地点安葬，以为永久纪念，此消息经报端披露后，立即引起石家庄绅商与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第二天石家庄绅民就通过《申报》发表了递交山西都督阎锡山的禀词，表达了“敝庄绅民莫不欢迎”之意。石家庄绅商在书面陈述中说，据报道山西都督拟将吴禄贞、周维桢、张华飞三烈士遗骸，葬于石家庄留作后人纪念的消息，我们“为此禀请作速赐示，鄙等当躬率父老子弟筹备种（中），且妥为安厝，不胜翘首待命之至。”[③]太原追悼会后，与烈士遗属协商此事时，曾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吴夫人对山西方面召开追悼会等所做一切非常感激，表示“事完了，还是想搬灵柩回家”。山西革命党决定首先答应吴夫人，表示尊重遗属的意见，然后再就正式安葬地点与遗属慢慢商讨，晓之以理。后来，阎锡山依然语重心长地与吴夫人进行了长谈，委婉谲谏，予以了再三劝说。据1912年6月23日《国民新报》刊发的《吴禄贞夫人与山西都督谈话》一文记载，阎锡山劝导烈士遗属说：“以吴公一人而论，也是足以流芳千古呢。石庄这个地方，是吴公死义的地方，总是应该安葬此地，也好使后人晓得。”吴夫人闻之，同意山西都督阎锡山建议，最终落实了在石家庄修建永久墓地的方案。
经过一年多的选址、设计及建造，位于石家庄正太铁路火车站烈士殉难地的吴公陵墓，1913年9月终于竣工建成。阎锡山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说：为表彰吴将军的壮烈精神，于民国二年在石家庄，“建石碑，撰文表，于成仁地点，以纪念之。”于是，正式通过媒体对外公布了“择定吴将军殉难日（11月7日）为安葬期”的消息。[④]阎锡山还把“吴公绶卿祠堂已经修好”的信息通报了北京，参议院会议将此通报记录在案，并于10月13日下午参议院会议中予以正式宣布。与此同时，由山西革命党人景梅九担任局长的山西稽勋局, 通过北京中央政府稽勋局，向袁世凯大总统府报告1913年11月7日为吴禄贞治丧之期，恳转呈“酌予追赠，并恳颁赐祭文，派员致祭”。[⑤]1913年10月山西都督阎锡山派专人，护送吴禄贞和张华飞两位烈士的灵柩运抵石家庄。
在正式安葬三位烈士之前，石家庄当地商民通过《顺天时报》向北洋政府连发两份电报，电请副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熊希龄派员参加吴禄贞安葬仪式。“饬稽勋局，查照勋绩适用上将国葬例，以光先烈”，“并祈电请大总统于十一月七号葬期，特派代表致祭，以光先烈。”1913年11月7日，吴禄贞殉难两周年之际，在石家庄车站北侧新建的吴公墓陵园，隆重举行了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三位烈士的奉安大典仪式。当时石家庄虽仅一个新兴小城镇，瞻礼者却达万余人。孙中山先生派专使前来致祭，吴夫人及子女也到石家庄参加了葬礼。
二、追赠抚恤与奖褒纪念
1912年民国成立后，为了表彰英勇牺牲的烈士，历届民国政府对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以及遗属都有追赠和抚恤。既有资金形式物质抚恤，也有荣誉名声精神追赠，以此表达了对逝者所做贡献的崇敬和纪念。
1912年3月4日孙中山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奖恤吴禄贞等令》，是吴禄贞等三位烈士及遗属获得最早的名誉追赠和物质抚恤。临时大总统在命令中说，“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三氏者，为同胞惨死，尤最悽怆，恤悼宜先抚恤也。”决定按照大将军例赐，给予吴禄贞遗属抚恤金一千五百元，以后每年再予遗属抚恤金八百元。张世膺按照右将军例赐，给予抚恤金一千一百元，以后每年再予遗属抚恤金六百元。周维桢按照大都尉例赐，给予抚恤金九百元，以后每年再予遗属抚恤金五百元。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接替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镇压二次革命后，1913年10月6日由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作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也是吴禄贞谋杀案重要幕后嫌疑人之一，他接到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转呈的“关于稽勋局为前山西巡抚吴禄贞恳请特加赠恤”禀文，于1913年11月5日签署颁发了追赠抚恤大总统令。“吴禄贞著追赠陆军上将，张世膺著追赠陆军少将，周维桢著追赠陆军上校。均照例给恤，并由国务院派员前往致祭，以彰功烈，而奠英魂。”无论袁世凯本人是否谋杀案的幕后真凶，也不论刺杀案发生时北洋袁世凯势力与燕晋联军有多大利害冲突，在石家庄吴公墓建成和三位烈士正式安葬之际，这个《大总统令》发布已经表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不得不正式公开认定吴禄贞反清烈士的英雄义举。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各派分崩离析，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场，官场换人如走马灯。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1923年1月4日张绍曾内阁成立，这是由国会通过的第一个正式内阁。1923年3月1日星期四，以张绍曾为总理的国务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准予“为已故陆军上将吴禄贞蔡锷建祠合祀”的议案。经张绍曾等52人具呈黎元洪大总统照准，本拟采用“明令”形式褒扬吴禄贞蔡锷，鉴于吴蔡二人已早有过优恤令，便改用“指令”发表。《大总统指令第四百九十六号》曰：“国务总理张绍曾呈已故陆军上将吴禄贞、蔡锷有功民国，拟恳准予建祠合祀，并请饬部指拨房地暨经费由。呈悉。应予照准，并交财政、陆军两部分别办理此令。”张绍曾是当年武昌起义后发动滦州兵谏的主角，曾与吴禄贞密谋合力举兵反清，由张绍曾以国务总理身份主导的这个议案，获得黎元洪大总统照准的指令，它标志着袁世凯之后的北京政府，依然认定此前对吴禄贞反清义举的评价。
1924年11月，大总统曹锟离职，12月吴佩孚南下失败，直系军阀的统治时期宣告终结。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国家的统一与建设。此时，北京国民党共同发起了一次追悼吴禄贞的大会活动，发起人认为，辛亥革命巨子吴禄贞已经殉难13载，却因政争连绵不断，革命同人依然如散沙，分居四方，一直没能共同为吴禄贞召开追悼会。为此，筹备会在1924年12月16日《大公报》刊发了《民党发起追悼吴禄贞》启事，准备在北京中央公园春明宫发起纪念大会，“以志不忘先烈，以彰其首功”。很显然，国民党组织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再次打起辛亥烈士吴禄贞这面旗帜，通过纪念活动号召国民党发扬革命精神，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奋斗。
1928年8月，由吴禄贞当年督办吉林边防的边务同人，在吴公牺牲17周年之际，在北京又一次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追悼吴禄贞先烈活动。这次活动由当年与吴公从事吉林边务的耿梦九、裴尧田等八位同人发起，他们在1928年8月13日《益世报》刊发的《吴禄贞先生追悼会启事》中号召，“海内明贤，其与先生同志、同学、同事、同乡，及与先生友好，或倾慕其行谊者，倘赐以哀挽文词，或届期愿与祭者”，踊跃参加。这次追悼会选择所谓军政即将结束，训政即将开始之际，可谓用心良苦。发起人在启事中指出，吴公逝世以来，革命同人虽星散各地，各自埋首于不同的社会事业，鲜有沦为依附专制帝制苟求富贵者，在训政初始追悼先烈，以彰幽光，继续发扬烈士革命精神，以慰吴公先生于九原。
1928年新疆和热河宣布易帜归顺后，张学良亦宣布了东北易帜，北洋军阀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以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1月25日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吴禄贞照上将阵亡例给恤，并明令褒扬”的议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恤吴禄贞令》曰：“先烈吴禄贞性行超卓，智勇深沉，屡历艰劬。致力革命，滦州之役，大义凛然，不幸中道捐躯，赍志以殁。追怀奇节，悼惜殊深，应予褒扬，藉彰芬烈。吴禄贞著照上将阵亡例给恤，以阐幽潜，而昭激励。”该议案虽然隐去了燕晋联军这个与晋系阎锡山关联密切的字眼，却也表明了北洋政府之后的南京政府，沿袭了以往照例给恤褒扬的做法，继续认定吴禄贞为民国英雄烈士。
1929年7月，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在北平西山举行秘密会议期间，担任北平行营主任的何成濬、方本仁，趁着蒋介石来北平见面的机会，专门向蒋汇报了吴禄贞遗属遇到教养费的一些困难。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比允私人捐助五千元，作遗嗣教养费”。当年先后担任北平行营主任的何成濬也捐助二千元，1929年7月13日交予了吴禄贞遗属。
吴禄贞身后不仅受到了荣誉上追赠，而且各地还建造了一批不可移动的纪念性文化遗存。民国时期，建造的这些不可移动的纪念性文化遗存，最主要的有四处：
第一，山西都督阎锡山为了纪念吴禄贞等三位烈士，1913年在其殉难地石家庄车站修建的“吴公陵墓”。
第二，吉林延吉各界为了追忆吴禄贞护国戍边治理边疆的功绩，民国初年，在延吉戍边楼西南侧建立的“吴都护禄贞去思碑”。1926年10月16日，“吴都护禄贞去思碑”被移至延吉公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三省，于1935年以修建“延吉神社”为由，将“去思碑”拆除。
第三，1934年9月，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长的陈其采等人，以吴禄贞、蔡锷生前献身革命，光复民国厥功甚伟。呈请中央在南京五洲公园内兴建吴蔡专祠，以资纪念。 1936年在玄武湖畔留东同学会馆处，新建了蔡锷、吴禄贞合祠。
第四，1941年湖北云梦吴禄贞家乡父老，为了纪念吴禄贞殉国30周年，建造了“吴绶卿大将军纪念碑”。
在以上四处纪念性文化遗存中，尤以山西民政厅出资在吴禄贞殉难地石家庄车站建造的“吴公陵墓”，拥有墓葬、石刻、碑亭、祭堂、陵园，其遗存建筑形式最为完整齐全。
三、吴公陵墓的结构布局
坐落于石家庄正太火车站的烈士陵墓落成后，当地人曾称之为“吴大人墓”“吴公墓”“吴公祠”“凭吊楼”等。实际上，在这里建成的是三座烈士墓葬、三通石碑、一座纪念塔、一排专祠祭堂、一处陵园方形院落，故当属一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
墓葬包括上下两个组成部分，地下结构为水泥筑建的地下墓室，地上结构为墓碑。当年参加搬迁和发掘清理吴公墓的石家庄文管所陈耀林先生记述说，其地下墓室为单室水泥建构，面积约8平米，墓底至地表约5米。棺木原停放在两块条形汉白玉棺床上。地上结构由基座与汉白玉方碑组成，基座与方碑构成了墓塔状。三座烈士墓碑高约4米，坐西朝东，庄严肃穆地并排屹立。中间者为吴禄贞（字绶卿）墓碑，碑正面镌刻着“故燕晋联军大将军绶卿吴公之墓”。北侧为张世膺（字华飞）墓碑，碑正面镌刻着“故燕晋联军参谋华飞张烈士之墓”。南侧为周维桢（字干臣）墓碑，碑正面镌刻着“故燕晋联军参谋干臣周烈士之墓”。
三座墓碑侧面，是烈士生平业绩的碑刻，石刻碑文由山西都督阎锡山撰写，碑额由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书撰。每座墓碑前，皆筑建了高50公分、约3米见方的平台，平台上设置了石供桌。
陵园内凭吊纪念亭，位于三座墓碑西侧，其位置正对着东面的吴公墓碑。尖顶凉亭式烈士纪念亭，高约二丈，有人称其为“凭吊亭”，亦有的称其为“凭吊台”。凭吊纪念亭高耸两级，下部为基座，上部为尖顶凉亭。纪念亭上有山西都督阎锡山撰写的一幅挽联：“迢迢石庄道上，凄绝凭吊楼头；槛外峰回路转，芳名万古不朽！”民国时期，山西著名学者、教育家、藏书家郭象升先生，瞻仰吴公墓时，曾登上过高台基座上的纪念亭——“凭吊台”，在他撰写的《登凭吊台》诗中，留下了“登览宿酲苏”和“一台孤表墓，万树远浮空”的诗句。
墓碑与纪念亭北侧是专祠祭堂，供四时奉祀祭奠。这排坐北朝南的建筑，其中有对称凸起的两间二层楼房，亦称“凭吊楼”。这座凭吊楼，既是保存烈士手泽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捐赠文物的收藏之所，也是守护公墓人员居住之所。[⑥]吴禄贞的女儿吴忠华回忆，她曾在这座二层小楼房住过，“母亲带我和弟、妹们，去扫墓时，就住在那儿。”
陵墓围墙由建筑砖垛和砖座上安装的铁栅栏构成，围墙把整个陵墓区域圈绕成一个方形院子。陵园院内移栽了松柏，数年后满园郁郁葱葱。吴公墓陵园位于城市中心的交通要道，北临大石桥，南临正太饭店与正太火车站票房，东侧是京汉铁路，西侧是正太铁路。1914年曾到此采访的《大公报》记者刘哲民，1932年5月3日在《石门二十年来之回顾》一文中回忆，当时“吴将军之祠宇与坟墓，皆金碧灿烂。”
四、凭吊瞻仰的文化意义
吴公陵墓由于修建在烈士殉难遗址，成为近代石家庄新兴城市中寥寥可数的历史文化景观之一。三十年代《石门指南》记载说，石门刚刚建市，“年代不久，古迹毫无，欲觅一名胜古迹，实属凤毛麟角。仅车站之吴公墓，可称本市独一之名胜”。清末新建的京汉路与正太路在石家庄交汇，促成了新兴铁路枢纽城市的崛起，民国时期许多军政要人、文化名流，乘车途经此地，皆会慕名前来瞻仰吴公墓。从这个意义上看，吴公陵墓提升和扩大了新兴城市石家庄的知名度。譬如，《全国都会商埠旅行指南》介绍石家庄车站时所言，“（石家庄）车站北方有著名之吴禄贞墓碑”。作为交通枢纽的石家庄车站，来来往往的乘客上下火车都会途经吴公墓，平日乘车旅客中凭吊者纷来沓至，陵墓内瞻仰者络绎不绝。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到访太原，往返途径石家庄。民国元年，孙先生在石家庄虽仅短暂停留，仍然躬身前往吴禄贞殉难处，祭奠缅怀在石家庄车站牺牲的吴、张、周革命先烈。据1912年9月23日《民主报》报道，17日下午孙中山专列到达石家庄，“抵石庄，游历吴绶卿烈士死难处，惋惜者久之。”
1928年3月2日，张学良与奉系元老核心人物杨宇霆，视察京汉铁路北段沿线军事设施，下午5时抵达石家庄。张学良、杨宇霆在车站，除会见了驻石奉军军官及当地官员之外，还与随从人员，“同赴吴禄贞烈士祠，参谒吴墓”，[⑦]“参谒吴周张烈士墓，鞠躬致敬”，[⑧]并在吴公墓碑亭前摄影留念。
1930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举行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形成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联合反蒋政治同盟。8月4日汪、阎在石家庄会晤，8月5日下午，汪精卫偕同陈公博等随行人员，到正太饭店北侧的吴公墓参谒。1930年8月7日《益世报》报道说，“汪到该墓，瞻谒良久，不胜感叹。”
1949年3月4日香港版《大公报》刊载的《从毛泽东谈到吴禄贞——旧事新谈》一文披露，中共领袖毛泽东当年从西柏坡到石家庄后，“首先前往吴禄贞祠，致其崇仰的敬意”。这说明即将建立新中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并未忘记历史上那些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而抛头颅洒鲜血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族英雄。
除军政要人和领袖的参观凭吊之外，途经石家庄转乘火车的专家、学者、记者、学生等旅客，有不少人也曾前去参观瞻仰吴公墓，对为国捐躯英雄表达敬意。1921年5月，菲律宾华侨教育考察团途经石家庄时，华侨教育家颜文初曾去吴公墓瞻仰，他在日记中写到，“忠坟三尺，丰碑屹立”。凭吊让他感慨良多，强烈感受到伟大革命者卓异胸怀，民族大英雄正义浩然，“为国捐躯，英灵犹在。不禁凭吊久之”。1921年10月，教育家王卓然等陪同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考察山西一行，乘火车晚9点半到石家庄，当晚入住正太饭店，第二天早8点乘火车赴太原的。由于在石家庄车站中转时间紧张，未能瞻仰吴公墓，内心感到十分遗憾。王卓然在日记中写道，“倘若不是太忙，我一定要访一访本地人，去寻找有无吴禄贞被刺的遗迹。”1930年定县第九中学组织去井陉矿务局和娘子关的旅游团，在石家庄中转火车时，专门瞻谒了吴禄贞墓。1931年4月5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石家庄，也曾瞻仰吴禄贞墓。1932年4月，大公报媒体记者刘哲民在相隔二十年后，再访吴公墓，经过前后两次对比，触景生情，感慨良多。他登上凭吊楼，除了表达对烈士被刺使武装起义大好革命形势戛然而止的惋惜之情，还强烈感受到吴禄贞牺牲之后二十多年民族命运与政治风云的急剧变幻，于凭吊之时赋诗抒发对国家命运无限感慨。
四十年代初出版的《石门新指南》也认为，石门作为新兴城市，名胜古迹实不多见，惟有吴禄贞的事迹以及吴公墓，“尚富历史价值”。对石家庄这座新兴城市而言，吴公墓的主要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吴禄贞作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石家庄发动燕晋联军起义的革命举动，使石家庄这座刚刚形成的小城市，凸显了其京畿南大门和燕晋咽喉之地的战略地位，极大地提高了石家庄这座新兴城市在全国知名度。其次，吴禄贞牺牲在石家庄车站，其陵墓又修建在其殉难地，为石家庄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民国时期石家庄城市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吴禄贞与吴公墓极大地提升了石家庄的知名度，并成为民国石家庄的一张城市名片。
民国第一英烈吴禄贞的名字，与这座新兴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在石家庄设立市制，但不主张该市继续沿用日伪时期石门市的称谓。市政府筹备人员奉命拟定城市新名称，为谋划改市名绞尽脑汁。为集思广益，市名筹备组通过报刊媒体，向全体市民征求新市名方案。在征询到的九个预选提名方案中，有两个方案涉及吴禄贞的名和字，即“禄贞市”和“绶卿市”。这足以证明不少市民已经将这位民国英雄当作了石家庄这座城市的一种荣耀。尽管此时将辛亥烈士名称与城市名称挂钩未必适合，但是，市民们在征询市民提名方案中对吴禄贞所表达的怀念和尊崇，足以反映出广大市民对辛亥先烈的敬仰之情，充分体现了修建吴公墓三十多年来对石家庄城市大众文化的广泛影响。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于1982年3月25日在石家庄长安公园内新建了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三烈士墓。1982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将吴公墓列为了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纪念吴禄贞就是希望铭记为革命牺牲的英雄，要把辛亥烈士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世代永传。妥善保护近代石家庄吴公墓历史文化遗存，就是希望它能成为石家庄城市文化中的一种历史荣耀。
[①]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探讨吴禄贞死因以及刺杀凶手的论文主要有：公孙訇，《吴禄贞死于谁手?》《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期；李惠民，《吴禄贞殉难新探》，《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赵宗颇，《吴禄贞史事考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何达《吴禄贞血洒石家庄》，《文史月刊》2002年第2期；王永男，《试探百年疑案：吴禄贞之死》，《理论月刊》2016年第1期；朱文亮，《权贵内争与辛亥滦州兵谏：吴禄贞之死新探》，《暨南学报》2019年第5期。
[②] 关于吴禄贞被杀的双重无头案，不仅谁是凶手众说纷纭，而且吴公首级下落更是难寻线索。清末皇叔载涛曾任军谘大臣，他回忆说，“我当时正掌管着军咨府，对于刺吴的真相，有较多的了解。”涛贝勒自己说他掌握的情况是，“当乱枪将吴打死后，即割下吴之头颅，置于盒中携去，抛在离车站约一华里的地方。”无独有偶，清末任陆军部主事、禁卫军秘书处长恽宝惠的说法，与载涛如出一辙。他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任国务院秘书长，后来他在《袁世凯之再起与吴禄贞之死》一文中回忆说，曾亲耳听到清末军咨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在京缕述，“后于铁道旁（距站里许），将吴之头寻获。”
原文发表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核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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