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禄贞殉难新探
刊于《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
李惠民
一、吴禄贞殉难之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不少省份先后独立。近畿直隶于10月底11月初，也接连出现了滦州兵谏和燕晋联军，清廷频频告急，坐镇孝感督师的袁世凯也大有芒刺在背之感。但是，11月7日凌晨，燕晋联军大都督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被人杀害，随之直隶形势急转直下。吴禄贞被杀一案在全国引起了极大震惊，这不仅在于新任山西巡抚吴禄贞身首分异，更主要的是他谋划的起义行动被认为对辛亥革命结局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清臣御史赵熙马上就上奏：“京师人心惶惶，谓旗汉之争，祸将不解”，[2]请求调查。而直隶总督陈夔龙奉旨查办中却“莫得其实在情形”。[3]由于此案一直未见分晓，所以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双重“无头案”，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吴禄贞被杀之谜，也是石家庄城市史上第一个轰动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
吴禄贞被杀之谜，确实扑朔迷离，不仅当时的新闻报导和人们传言五花八门，而且许多当事人的追记与回忆也众说纷纭，判若云泥。此后人们一直进行的探索并没有完全解开此谜，至今仍莫衷一是。
到目前为止，此案共存有五种说法：
持满兵杀吴说者认为，清廷派去监视吴禄贞的第一镇，发现吴禄贞联合山西民军翌日进攻北京的计划后，顿反杀吴，后退至正定驻守。[4]
持清廷主使谋杀说者认为，由于吴的起义计划泄露，清廷知吴要反，故使人前往将其杀之。[5]
持袁世凯主使谋杀说者认为，吴禄贞驻兵石家庄，其一系列活动构成了对袁世凯的致命威胁，于是袁指使心腹前往杀之。[6]
持袁世凯与清政府共同谋划暗杀说者认为，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拦截军火，组织联军谋划进攻北京，既危及清廷，又危及袁世凯，袁世凯与清廷两方面共同策划和派人到石家庄将吴杀死。[7]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既非袁之所为，亦非清政府所为，仅系个人间恩怨关系，被人报私恨所杀。[8]
在以上五种说法中，“满兵杀吴说”和“报私仇所杀说”，除了在当时新闻报导及载涛回忆录等提到外，史学界一般无人赞同。其它三种说法相比较而言，史学界多数倾向于袁世凯主使说。笔者认为，袁世凯主使暗杀说存在不符合事实和语焉不详之处。由于吴禄贞被杀对形势发展产生的影响，涉及到对吴禄贞掌握的实力等一系列历史史实如何估价问题，因此，很有揭开此谜底的必要。
二、谜面质疑与谜底破释
想揭开谜底，就要先剖析谜面。下面对吴禄贞殉难之谜的谜面提出几点质疑：
袁世凯主使说、清政府主使说及两者勾结共同主使策划说，都强调吴禄贞被谋杀是袁世凯或清政府通过收买和指使原六镇协统周符麟，由他指挥马蕙田等人于11月7日凌晨动手谋杀了吴禄贞。李西屏在回忆录里说袁世凯“阴使李纯、周符麟收买其骑兵团长马蕙田率贼众数十人于十一月七日(九月十七日)夜半，冲入正太车站，……”。[9]内容类似的回忆录还有很多，学术界的不少著述也都认为是周符麟被指使前往石家庄策动指挥杀了吴。例如，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章开沅与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等。罗正伟、孔庚等人的回忆录则说，周符麟是军咨府所派，当时的清军咨府“知禄贞有异，乃以重贿啖其部下第十二协统领周符麟往刺杀之。”[10]军咨府大臣载涛后来所说的“被人报私仇所杀”，也是指周符麟对吴禄贞进行的报复。随着几种“主使”说的不同，周符麟行踪便也不一致，有的说周从河南彰德去石家庄；有的说从汉口前线去石家庄；还有的说是从北京去石家庄的。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吴禄贞殉难之谜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周符麟其人。
周符麟是旧式军人，原任十二协协统。吴禄贞出任六镇统制后，将其撤换。也正是由于吴禄贞死后周符麟官复原职重任第十二协协统的客观事实，使得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前往石家庄谋杀吴的情节显得更加丝丝入扣，史学界的不少文章就是把周复职事实看作谋杀的佐证，而对袁世凯派周符麟谋杀吴说坚信不移。但是解开吴禄贞殉难之谜的研究工作，恰恰就在周符麟身上出现了突破口。
周符麟复职是事实，他对吴有切齿之恨也的确不假，仅此并不能完全肯定他参加了谋杀吴禄贞。因为11月7日事变前和事变后两天，周符麟并没有在现场。也就是说，周本人此时没有去石家庄。当时担任陆军部秘书科科长职务并在武昌起义后随清军南下作战的恽宝惠说，据他所知闻，吴禄贞被杀时周符麟和李纯都还在汉口第一军司令部，传说周杀吴均不确。[11]再查陆军部档案，即周符麟本人发至军咨府和陆军部的电报，可知他当时确实没有在石家庄。周本人到达石家庄是事变发生60小时之后的事。1911年11月9日周符麟发的电报说：“麟于本日下午到石家庄”。[12]这份陆军部所存电报直接说明了有关时间问题。再就是事变发生后，燕晋联军副都督阎锡山了解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从撤回山西的部分吴禄贞部下的叙述中，得到的深刻印象也“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微有出入”。[13]
从11月7日石家庄事变后的种种现象分析，周符麟也确实不在现场。假设周符麟果真是袁世凯派往石家庄刺杀吴的话，那么一旦刺杀成功，他会马上出来掌握形势，控制住石家庄这个南北交通要道，不可能撒手让十二协退往栾城，也决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山西民军两天内三度出入石家庄，把吴禄贞截留的清军军火轻松地运往山西。9日周符麟到达石家庄之后，石家庄的“混乱局势”才得到初步稳定，正如周符麟的电报所说，“麟到石后，将士壮气，均以准备杀敌为乐”。[14]以上情况说明吴禄贞被刺不能断定是袁世凯精心策划的，而且种种迹象还表明这是他当时未料到的事变。
周符麟没有到达石家庄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么清廷派周杀吴说和清政府与袁世凯共同策划杀吴说，也就同样不能成立。清廷主使说的另一条根据是孔庚的回忆材料，“军咨府会议决议，表面上放他(指吴禄贞)山西巡抚，好使阎锡山和他火并，一方面派人暗杀他”。[15]这段回忆录的真实可靠性值得怀疑。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清廷刚于4日任命吴为山西巡抚，就同时派人刺杀，似乎不合情理；第二，吴禄贞组织燕晋联军策划起义都是秘密进行的，在未与阎锡山达成合作决议之前，清廷又怎么会预料到吴禄贞一定会与晋省联合？一定就能够与阎锡山达成协议?如果刺杀了吴禄贞又怎么能使他与阎锡山进行火并呢?第三，军咨府无权任命吴禄贞为巡抚。所以说，孔庚所提到的这个“决议”是自相矛盾的。至于有吴禄贞升任巡抚时进京陛见的记载，则更不足为信。清廷任命吴为山西巡抚的上谕清楚地申明“命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置山西巡抚，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16]更何况4日又有吴禄贞率何遂等人赴山西娘子关与阎锡山谈判的确凿事实，故从时间上分析也是不存在的。
持袁主使杀吴说与清廷主使杀吴说的另一个理由，是凶手杀吴禄贞后，割其首级向主子去报功。暂且不论有言“南下报功”，有言“北上领赏”两说，而实际上，参加杀害吴禄贞的凶手当时根本没有离开石家庄。7日白天，十二协二等参谋何遂与晋军重返车站后，在站长室里仍亲眼见到马蕙田、夏文荣、吴云章、苗得林等，并进行了问话。他们还目睹到一位士兵押上一个凶手，交出一把带血的刺刀。根据其它的有关回忆录的线索分析，吴禄贞的首级当时就埋在石家庄车站北边一里许的地方。凶手们离开石家庄是在袁世凯返京出任内阁总理之时，袁世凯的亲信王锡彤在《辛亥记事》里记述道：“袁宫保回京任内阁总理，过石家庄，抚谕吴禄贞之乱军，其尤黠者携之来京，任守卫”。[17]实际上这是把凶手暂时包庇起来。
关于对凶手奖赏问题，并不能证明凶手在事变前得到了袁世凯的主使。赏金数字就连袁世凯主使说也有二万、三万、五万几种不同说法。在所有记载奖赏问题的史料中，曾毓隽的《忆语随笔》可谓谈的最直接、最详细，曾毓隽当时在段祺瑞手下任职，段率兵驻石家庄后，才有人挖出吴的首级向官复原职的周符麟请赏，于是周又向段祺瑞汇报，段说“此案中央作如何处理，尚不可知，汝与之五千元，告其速去”，说此话时，曾毓隽“适在侧”。[18]由此可见，赏金不是事前预付的。
持袁世凯主使说的论者，还把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在1924年说过的，“马蕙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19]当成其观点的有力证据。笔者以为不然。在当时看来，由马蕙田等六镇反动军官自发地杀了吴，为袁世凯返回北京扫清了道路，可以算得上“省了不少的事”，是因为省去抓住袁世凯等亲自筹划，也就省去担心人们找到袁世凯的把柄，所以凶手们才“有钱用，无官做”，没有落得像参与宋教仁案的爪牙那样被灭口的下场。如果真是袁世凯主使，恐怕马蕙田等人早已成为他的刀下鬼。
由上质疑使笔者感到，吴禄贞被杀案与其说是袁世凯或清廷主使，倒不如认为是袁世凯属下的六镇反动军官们自发进行的一次反对以吴禄贞起义为目的的兵变。这可能更符合事实，更符合情理。众所周知，袁世凯势力是一个迅速膨胀起来的新生政治集团，袁世凯苦心培植的亲信遍布北洋军。但是，喽罗们的一举一动并非完全需要袁世凯的亲自策划指使，可以说袁世凯恨吴禄贞不死，与他的六镇旧属为袁北上出任内阁总理而铲除吴禄贞这个障碍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完全一致的，是由他们政治集团共同利益所决定的。但是，动机与行动、指使与自发又不完全是一码事，应该有所区别。
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殉难之谜，如果视为被人指使的单纯暗杀，似乎将问题看得简单化了。在六镇中，专意反对和破坏起义的势力岂只几个凶手。6日晚，吴禄贞在六镇中级以上军官会议上宣布翌日起义时，马上就有“官长反对独立之说”。[20]笔者认为，吴禄贞殉难不是个别人进行的单纯暗杀，而是由六镇反动军官们共同发动的旨在反对吴禄贞举兵计划的突发事变，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吴禄贞抵石家庄到11月6日晚宣布起义前，他打出的公开旗帜是奉命镇压和招抚晋省革命党，而与阎锡山达成联合、密谋起义全都是非公开进行的。6日晋军先头部队在被吴禄贞招抚归顺的掩护下，才得以抵达石家庄。如果说这是事变前吴禄贞尚没有与六镇旧派势力发生直接冲突的原因，那么，6日晚中级军官会议上吴禄贞起义计划的宣布，就点燃了与六镇袁记势力矛盾的炸药包。6日深夜、7日凌晨的事变，就是吴禄贞公开宣布起义的结果。
第二，6日夜7日凌晨的事变不只是个别凶手参加，而是六镇反动官兵们的集体行动。重要当事人何遂当晚住在车站，他被枪声惊醒后，在奔往站长室的途中，“忽见一队人从吴禄贞的住室奔出”，当他又奔往有一连守军驻扎的仓库求救时，其守军也已哗变，并扬言要“杀了他”，何遂只好逃去，去找到达石家庄不久的山西民军求救。[21]
第三，从参加事变的人员职位看，有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及参谋等不同级别的军官和士兵。为首的是协统吴鸿昌、标统曹进，他们直接参加和指挥了包围车站的行动。当夜宿于车站之外的孔庚，被枪声惊醒后，在从晋阳旅社奔往车站司令部的途中，发现吴鸿昌、曹进都在现场附近，已经包围了车站。吴鸿昌站在通往车站司令部的桥上，“不准行人来往”，[22]严格控制了各要道，以此配合马蕙田等行刺，里应外合。更能证明吴鸿昌是此次事变参加者和指挥者的根据，是何遂等人与山西民军重返车站后，命令枪毙一名参加行刺的凶手时，吴鸿昌惧怕该凶手泄露事机，连忙以押送军法处详审为由，将其救下藏起。[23]难怪阎锡山听取返晋部下的汇报后，感到石家庄车站的杀吴事变似是吴鸿昌所为。[24]
第四，事变不单为了杀死吴禄贞，而且有意阻止晋军来石家庄，以最终达到破坏燕晋联军的起义计划。6日当夜，住在仅与吴禄贞一墙之隔的车站司令谢良翰，看到吴被杀后，“该凶手等即在车站前面向空鸣枪”。[25]住在晋阳旅社的孔庚等人说，“外边枪声很紧张”，“炮声如联珠”。[26]住在距车站不远的英美烟草公司楼上的张厚琬说，“一夜枪声不息，天明始停”。[27]这怎么是仅仅暗杀一个吴禄贞呢，其驱赶已经抵达石家庄的晋军先头部队的企图是显而易见。驻扎于车站西面七里远的晋军，果然闻声便撤，待何遂赶到其驻地时，早已无影无踪。特别是第二天白天，晋军出乎所料地重返石家庄后，吴鸿昌指示将电话线切断，中止了石家庄车站的电讯联络，[28]这些都是单纯暗杀所无法解释的。
通过以上质疑和破释，笔者认为吴禄贞殉难之谜的谜底就是六镇反动军官旨在反对吴禄贞起义的突发事变。
三、谜底的透视
吴禄贞作为六镇统制、新任巡抚，在关键时刻未能驾驭住六镇，这是石家庄车站事变的重要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寒。从1910年12月23日吴禄贞出任六镇统制，到1911年11月7日殉难，他始终就没有真正控制住六镇。
第六镇由武卫右军和南洋自强军组成，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吴禄贞的前三任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都是袁的心腹。吴禄贞能够出任六镇统制，一方面由于他花了巨款，贿通庆亲王奕劻；另一方面又是皇族中载涛等一派与袁世凯势力争权夺势的产物。近畿六镇除第一镇外，全是袁世凯训练指挥过的军队，并由其亲信们把持了上下兵权，只是自载涛任军咨大臣后，才开始重用留日士官生，吴禄贞是作为掺“沙子”补缺上任的。
由于形格势禁，吴禄贞深感没有用武之地，他的性格和抱负与所处的环境存在明显不适应的矛盾，对上下两级的关系始终处在一种极不协调的状态。吴禄贞曾试图改变旧有状况，打破六镇原有配备结构，通过人事调整而逐步控制六镇。陆军部虽然按吴禄贞提议撤换了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却“拟暂由二十四标统带吴鸿昌升署”，没同意他提名的张联棻递补。为此吴禄贞亲笔草函，迳呈大臣、副大臣，语气凌厉，要以必行，结果仍未批准。“吴因以大憾，不满之意，形于词色。”[29]吴禄贞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激化了与周符麟的矛盾，还因为他表示不满陆军部任命吴鸿昌暂补十二协协统，又招致了新任协统的憎恨，为以后的石家庄事变埋下了祸根。吴鸿昌后来在驻石家庄六镇中是仅次于吴禄贞的最高指挥官。
统制与协统不合，就更无法控制下级军官。开始时，六镇各级军官因撤周符麟，都“无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30]与吴禄贞积怨匪浅。后来，这些袁世凯的大小爪牙也不甘愿受吴禄贞的摆布，上下其手，多次闹事起哄要挟。性刚毅爽的吴禄贞，几经努力毫无奏效。加上陆军部大臣荫昌因吴禄贞写信指责他，而怀恨在心，派人到六镇收集材料，罗织罪名，试图寻机撤他。不愿削足适履，而又无可奈何的吴禄贞惘然若失，“觉得第六镇现在既无法整理，将来对革命也发生不了大作用”。[31]此后便常住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很少到保定去过问第六镇的事”，“与该镇官兵的关系不免日渐疏远”。[32]由此可见，在六镇这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袁家军中，吴禄贞未能改变客寄虚悬的地位，仍然没有掌握住任何实力，可以说吴禄贞统制的官衔确实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是由于这种状况存在，当吴禄贞计划起兵的时刻，出现六镇的集体事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吴统制与下属部分反动军官们不和谐的对立关系，正是石家庄车站事变的基础。
吴禄贞对六镇已失去信心，一直到遇害的前夜他还谈到“第六镇是靠不住的”。那么，为什么他还要冒险组织起义呢?单从现有的历史现象出发，而不从心理分析角度观察难以揭示其中奥秘。
武昌起义的枪声驱散了吴禄贞的低沉情绪，报导各地独立消息的电讯改变了他借酒消愁的抑制状态，激起他的无比兴奋。在与从南方来京的李烈钧痛饮的宴席上，李烈钧“宜早举动以为响应，我等须努力，武汉不足恃”的话语与畅饮的烈性酒一并在吴禄贞胸中燃烧起来。直隶开始骚动了，参加秋操的张绍曾拒不受命回防，驻扎滦州，并联合通电要求清廷立宪。被激情所驱使的吴禄贞此时“顿足曰：‘好事让人为之’”，[33]便想借抚慰滦军之机，约张绍曾共济策应。直隶邻省山西爆发起义后，清廷直接命令吴鸿昌领六镇前往进攻娘子关，在滦州的吴禄贞闻讯愧曰：“吾劝诸将袭北京，而所部攻晋，何面目在此与诸将相向乎！”[34]连夜由滦州赶赴石家庄。在急骤变化的形势发展影响下，吴禄贞大脑的兴奋与抑制两种过程失去平衡，出现了优势兴奋中心，以往对六镇的失望心理被冲淡，这是抑制功能减退的一个标志。他劾荫昌，截军火，组成燕晋联军，制定进攻北京的起义计划，都是在兴奋与抑制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下决策和进行的。吴禄贞所举大计与他统辖的六镇反动军官的行为准则是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可他却恰恰又模糊了这种认识，因此，两者间矛盾冲突必将爆发无疑。
论及吴禄贞殉难的文章一般都认为，他志大气豪，将警惕视为怯懦，所以是他的粗心大意招致了杀身之祸。笔者觉得吴被刺固然与他的粗心有关，但仅仅看成粗心所致，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
六镇驻扎石家庄的只有吴鸿昌统带的十二协，十一协已被派赴汉口前线。“原有司令部的僚属均被调离分散，随从吴本人的很少”。[35]吴禄贞身边自己的力量本来就十分单薄，此次到石家庄前线后就更显得微弱。所以，在“宣布采取革命手段，明晨直赴北京”，“有不服从者即以军法从事”[36]的命令之后，当场便遭到反对。吴禄贞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后，也预感到局势的危急，头脑逐步清醒，并为之感到“心跳”。[37]为防遭人暗算，吴禄贞等人曾到办公室后的花圃里躲避，第一次凶手到站长办公室行刺时未发现，吴禄贞等人刚从花圃返回办公室时，与第二次行刺的凶手遭遇。笔者认为，面临马蕙田这样的警卫首领都参与的集体事变，即便再增加几名卫兵，肯定也是无济与事的。吴禄贞在政敌环逼的险恶对峙时，公然宣布对不服从命令者军法从事，就迫使政敌向他举起屠刀，招致了无法躲避的灾祸。即使七日凌晨没被杀害，翌日起义中能不能幸免亦很难预测。
虽然吴禄贞殉难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革命精神永远被后人所铭记，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不管是回忆录、纪念文章，还是史学论文，在评价吴禄贞殉难造成的影响时都一致认为，他若不死，“其事业必大有于中国，并影响及于世界无疑”；[38]“中国的历史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局面”。[39]有人具体分析说：“如果他当夜不死，翌晨会同山西军队与张绍曾、蓝天蔚的队伍向北京进攻，清廷即可推倒，不会给袁世凯以进京操纵和谈的机会”。[40]还有人则断定，“绶卿不死，京津大局必早底定。武汉南北两军，亦不致激成恶战。然则绶卿死而因之死者千万人。”[41]人们对吴禄贞的怀念和对他的牺牲所表示的惋惜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冷静地正视历史的话，则需要对上述“吴禄贞七日凌晨如不由于粗心而被杀，中国历史就会重写”的说法进行重新认识。当然，历史发展的实际结果已对此作了回答，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对以往的假设再认识，目的在于说明客观历史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吴禄贞七日凌晨如果没有被刺，第二天起义军就一定能够打下北京吗?吴如不牺牲，七日白天起义能否爆发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起义按期举行；再就是因六镇反动军官的集体反对，起义遭到破坏。根据六镇实际状况分析，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再退一步说，即便起义计划宣布顺利，按时爆发，那么打下北京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下面从三个方面略做分析：
第一，按北上计划实施，需要有二十镇张绍曾的紧密配合，而不论张绍曾是否为立宪派，也不论吴禄贞发给张的电报已被陈夔龙截获，仅就张当时的身份和心境而言，他不会响应吴禄贞的夹攻北京计划。11月5日张绍曾被清廷封为长江宣抚使，解去二十镇实权后，使本来就不坚定的信念就更加心灰意冷了。史学界不少文章的观点都认为，吴禄贞赴滦宣抚二十镇时，早与张绍曾约定好夹攻北京大计。其实这与史实不符。吴禄贞三十日到滦州，三十一日得知吴鸿昌率六镇去攻打山西，连夜匆匆赶赴石家庄，不可能已经制定出“联晋约张”共同起义打北京的计划。实际上，吴与阎的联合也并非一拍即合，是经过了多次谈判，双方才相互妥协让步，达成最后协议。陆军部秘书科科长恽宝惠的回忆可为之提供佐证，“吴禄贞与彼(张绍曾)等往返密商事诚有之。若谓吴曾奉派往滦州宣抚，始得协谋发动，则不记忆有此事。且在时间上似不可能，盖两人之动机不同，其办法亦不一致”。[42]
第二，六镇十二协的反动军官们也决不会顺顺当当地服从吴禄贞的指挥，背叛他们的主子而加入革命党的“行列”。在六镇中，除了吴禄贞这个靠捐两万两银子得到的虚位统制外，革命党人打入北洋新军的寥寥无几，像何遂、孔庚等还是吴禄贞临时找来帮忙的。所以，革命党人对六镇新军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故此不能与南方新军同日而语。再者，吴禄贞与京、津、保的革命党人联系甚少,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也没有在自己周围真正形成一股促使革命形势发展的势力，更谈不上吸收工农参加。那么，单凭光杆司令怎能轻而易举地拿下北京呢?显然这是过高估计了革命势力的力量。
第三，清廷近畿已加强收缩防守，仍有一定实力，并非不堪一击。荫昌当时已经返回北京坐镇，清廷仍牢牢地掌握着禁卫军、旧式练军和其它各镇所剩各营，在石家庄还有第一镇第一标死死牵制着吴禄贞的行动，直隶总督陈夔龙奉旨新招的巡防二十营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武昌起义后，清廷被震惊而出现慌乱这是事实，但是，这架封建统治机器尚未完全停止运转，袁世凯集团还要利用清廷。至于清廷打算撤往承德的说法，不过是革命党人为制造舆论鼓动革命的宣传策略而已。清廷给直隶总督的谕电：“现在人心不靖，谣诼纷坛。朝廷以镇静为主，并无北狩之说，著即传谕士绅，万毋听信说讹言”，[43]足以证明没有此事。
以上所论说明，吴禄贞起义并不完全具备必定胜利的条件。假设条件充分具备，起义也决不会因吴禄贞被杀，整个布置全部戛然而止，形势毫无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这里并无意贬低吴禄贞先烈发动的联军起义，只是想真实地评估这段历史，并透过吴禄贞殉难的事件，重新认识武昌起义后直隶的形势，以及袁世凯培植的私人武装在此次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把吴禄贞被杀事变与袁世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最终篡夺革命果实的结局，作为历史进程中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加以重新审视。也只有正视袁世凯势力在北洋新军的私属关系，认识六镇反动势力的顽固性和袁记亲信如林的客观环境，才更能显示出吴禄贞挺身而出的英雄本色和他那种敢于直捣黄龙的胆略与气魄，从而确认吴禄贞不愧为辛亥革命的“磅礴精英”、“盖世之杰”。 [44]同时，研究工作也不能完全以感情代替历史，以主观假设代替客观分析。过分夸大了吴禄贞牺牲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就等于过分夸大了历史进程中偶然性的作用，从而会使我们模糊这段历史，得出一个离奇的结论。正如英国流传的一首诗所说：“钉子丢，马掌掉；马掌掉，马摔跤；马摔跤，骑士亡；骑士亡，打败仗；打败仗，国家亡；丢了一个钉子，亡了一个国家。”
原文发表在《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核查原文。
评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