跬步千里

朱德论近代石家庄城市规模的多维视角

李惠民(河北传媒学院 传媒与艺术研究所) 

本文刊发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


按照当代城市规模定义,城市大小以城市人口及其城市用地量来表示的,一般而言,决定城市规模的指标即指人口规模。[1]20世纪40年代,城市规模一般划分为大、中、小三个等级,即≥50万人口的城市为大城市;20万至50万人口的城市为中等城市;≤20万人口的城市为小城市。新中国建立后,1955年国家建设委员会关于城市等级划定,也是采用的这三个等级标准。关于城市规模的概念内涵,其实自古代至近代并非一直清晰明确,正像有的学者所说,城市规模的概念“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单一到丰富的过程,并与不同时期的城市发展方针有明显的互动关系。”[2]怎样区分城市规模等级,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视角观察,由不同角色评述,其等级标准和衡量尺度都会存在一些区别和差异。如果在传统政治、近代法律、现实军事、未来发展等多维视角下,客观地分析城市规模的概念,可以辩证地审视到建国前石家庄城市规模的多重特征。通过这些多维视角的考察,不仅能让我们历史地看待城市规模问题,也有助于系统地了解朱德对石家庄城市规模的全面论述。

一、传统政治视角下无城池等级的新兴城市

从古代政治视角分析,区分传统城市规模大小的主要标准,与行政等级有关。传统城市规模依据行政等级划分,不仅涉及城市管辖范围,而且关系行政影响力等级。在所有城市中,国都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依次有省、府、州、县不同等级规模。古代传统城市规模除了等级规格之外,还有城池空间的外在特征,行政等级越高城墙建筑越长,城垣建筑越高越厚,城池空间范围越大。

在20世纪之前,石家庄是获鹿县一个默默无闻的蕞尔小村。在近代交通运输业带动下,新兴城市石家庄作为典型的工商业城市崛起。它由小村庄迅速发展起来的区域性商贸集散中心,此后在经济功能之上,又增添了行政功能,并非是传统时代的行政中心。20年代中期,石家庄建立“市自治制”时,其建成区仅限于原石家庄村、休门村、栗村及附近区域,城区面积较小。30年代末期,由伪河北省行政公署批准第二次建立石门市,它还被批准为省辖市,伪正定道公署同时设驻于此。虽然吸纳65个村庄并入城区,城市行政辖区得以拓展,但是中心城区面积依然不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石门市,并设为河北省第十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设为河北省的省辖市。石家庄作为一座近代新兴城市没有城墙,若以传统城市城墙的规模标准衡量,纯属是一座“流外入流”的城市。

在解放石家庄战役之前,朱德在《建议中央军委批准聂荣臻等攻打石门意见的电报》中针对其军事防御状况,曾概括地说:“石门无城墙,守兵仅三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1] 在解放石家庄战役之后,朱德在总结攻打石家庄的有利条件时,又曾说:“石家庄工事虽坚,但没有城墙”。[2]他准确无误地说明了石家庄不是一座具有城垣建筑特性的传统府州县城。(以下略)

二、近代法律视角下属不大不小的中等城市

从近代法律视角分析,区分近代城市规模大小的主要指标,与城市法定类型、行政地位、人口及经济发展状况有直接关系。

20年代北洋政府的《市自治制》对城市规模的划分规定,只有特别市、普通市之分。毫无疑问,特别市为大城市,普通市为小城市。南京政府多次修订的《市组织法》规定,根据城市行政地位、人口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将城市规模级别区分大、中、小城市。直接隶属行政院的院辖市为大城市,省会和省辖市为中等城市,一般县城则被视为小城市。按照《市组织法》规定,能否获得院辖市、省辖市的行政地位,需要具备城市人口、税收额度、政治经济文化地位重要等条件要求。

近代新兴城市石家庄长期处在小城市状态,在20年代经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建立了石门市,虽曾一度在程序上被误授为特别市资格,很快被撤销特别市待遇,又恢复为普通市。南京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后,由于石家庄没有达到20万人口的设市标准,使该市处在“非市非县”尴尬境地。日伪时期,石门市被列为华北六大都市之一,被伪河北省公署批准为省辖市。

按照1943年南京政府修改的《市组织法》规定,只有首都、人口在百万以上者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特殊情形者,才被列入行政院管辖的城市,亦称院辖市、直辖市。民国末期,南京政府的院辖市有首都南京、陪都重庆、故都北平、上海、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滨、青岛、西安、汉口、广州等12个,这些都是法律和人口数量上的大城市;省辖市不足60个,省辖市不同于一般县城,其行政地位和人口规模均高于县城,属于法律和人口数量上的中等城市,40年代石门市属于河北省省辖市。

到底应该如何衡量近代大、中、小城市的规模,评判的标准尺度是什么?顾朝林先生在《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中将民国时期的城市划分为三个等级:5~20万为小城市,20~5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上为大城市。何一民先生在《中国城市史》中参照国外和当代中国城市规模,将民国时期的城市划分为六个等级:特大城市、大城市、大中城市、中等城市、中小城市、小城市。各等级城市的分类标准是:特大城市人口在100万以上,大城市人口在50万至100万以上,大中城市人口在25万至50万以上,中等城市人口在15万至25万以上,中小城市人口在10万至15万以上,小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下。

1947年11月刚解放石家庄10天后,朱德总司令是在冀中晋县北候城村召开总结解放石家庄战役经验的座谈会上,曾谈到过石家庄城市规模问题。他客观地说:“我们还是第一次打这样不大不小的城市,过去是钻山沟,打游击,打这样的仗不习惯,没有经验,大家来找,把它集中起来,以后我们还要打更大的城市,上海、天津、北京、南京、沈阳……”。[1]其实按照人口数量的客观标准,朱德所说的“不大不小”,就是说石家庄是个中等规模城市。石家庄虽是解放军在战略反攻阶段最早攻打下来的一个城市,与之一般小县城相比,石家庄则“不小”。如果按照大、小两种城市类型划分的话,石家庄显然不是属于小县城,而是属于大城市。如果按照大、中、小三类城市划分,石家庄显然也不是属于大城市。因为在人口和面积上,有比石家庄“更大”的城市,今后要继续攻打的沪、津、平、京、沈等“更大的城市”,与这些大城市相比,石家庄则“不大”。(以下略)

三、现实军事视角下攻克的重要战略大城市

从现实军事战略视角分析,区别城市规模的重要程度和影响大小的主要指标,与当时的城市军事战略地位有关。

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大背景下,衡量和评判石家庄这座城市军事战略地位如何,主要看其在整个军事斗争全局中,石家庄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时所起的战略作用。在1947年解放石家庄之前,朱德曾意味深长地称它为大城市,我们要深刻地领会朱德当时称石家庄为大城市的特定内涵。例如,1947年10月27日,他在视察晋察冀军区炮兵旅并作战前动员时说:“要打石家庄了,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1]在攻克石家庄之后的第6天,即1947年11月18日,朱德在给参战全体指战员的嘉奖电中说:“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2]当时石家庄仅为20余万人口的城市,那么,按照城市规模的人口数量标准石家庄能算作大城市吗?应如何解读朱德所说解放石家庄是“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呢?朱德之所以将军事重镇城市石家庄称之为“大城市”,其实在当时军事战略形势和语境下,具有两个特定指向含义:其一从军事先例角度,强调石家庄是首次被攻破的一座最大的国民党军事设防城市;其二从战略地位和作用角度,强调石家庄是一座拥有特别重大军事意义的城市。

从攻破军事设防城市的先例角度说,把石家庄特指为大城市,包含首次创例之意,即石家庄为我军夺取诸多城市中最大城市的含义。解放石家庄既是在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军夺取坚固设防的一座最大城市,也是中共军队自1927年创建以来攻破的最大一座设防城市。从日本侵略者把石家庄作为侵略华北乃至全国的后方兵站基地,到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驻守于此,它一直是特殊的军事设防城市,其城市军事化程度不断得以提升,是华北战场上极为重要的军事堡垒。聂荣臻说,当时国民党军队把日本占领石家庄时原有城防濠沟工事予以了加深加宽,“敌人利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的旧工事,连年加修成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外市沟,第二道是市内沟,第三道是核心工事”。[3]杨得志在《石家庄战斗》中也记述说:国民党在石家庄城市外围挖了两道“地下城墙”“第一道为外市沟,周长六十华里,深七米,宽六米”;“第二道为内市沟,周长三十六华里,深宽各五米”。而且在外市沟、内市沟防线之间,还铺设了一条环城铁路,由铁甲列车随时机动和巡逻。由外市沟、内市沟、环城铁路组成了石家庄的“地下城墙”。杨成武在《战华北》中记述说,石家庄作为敌军重要设防城市,除地下城墙防线之外,市内还设有核心工事,“在三道防线里筑起的碉堡六千多个,石家庄周围又是一望无垠的平川,要靠近城垣是极其困难的。”[4]

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三大起义失败或失利,确定将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经过20年的力量积蓄,到夺取全国最后胜利的历史进程初期,又一次把夺取城市和接管城市提到日程上来。虽然抗战胜利之后,中共陆续解放了一些城市,例如,张家口则是晋察冀军区收复的第一个省会,而国民党不承认这个事实,说是依靠苏联红军帮助打下来,并公开宣称中共是打不下大城市的,这就是国共两党两军围绕夺取大城市展开的舆论宣传战背景。当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之所以强调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具备了攻克大城市的实力,打下石家庄是第一次攻克大城市创例,就在于有着这样特定历史背景和舆论背景。朱德在回顾这个首创范例的历史背景时说:“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坚固设防的城市了。攻克石家庄是第一个试验成功的。”[5]这里强调了石家庄是“较大坚固设防的城市”。杨得志在回忆录中谈到解放石家庄时说:“攻取大城市,在我的记忆里这还是第一次。”[6]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947年3月起放弃全面进攻,又改为所谓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先是战略防御,而后转入战略反攻。朱德认为石家庄战役就是战略反攻战中标志性一战,在10月31日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上说:“要拿石家庄来证明,我军不但能打下大城市,而且能很好地管理大城市。”[7]此时,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在公开宣称,“共产党说全面反攻已有好久了,但是还没有打下一个大城市。”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言人邓文仪也大言不惭地说,“解放军攻不下任何重要城市”,“石门可保无虞”。[8]他们的话音刚落,结果马上就被解放军打脸。朱德针对敌军所作舆论宣传予以响亮地回击:敌人新闻发布会不久,我们使用攻坚战仅一周时间就打下了石家庄这座设防城市,这不是偶然的。“不是敌人投降的,不是敌人让开的,是我们有计划地打下的。”“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打石家庄准备了一年,对敌情作了详细的调查,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这次胜利缴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这是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朱德认为,“因此敌人动摇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怕得很厉害。我们自己却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以后可以打下第二个、第三个以及许多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9]此长彼消,此盈彼亏,解放石家庄不仅动摇了国民党蒋军防守大城市的自信,而且大大坚定了我们继续攻打大城市的信心。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丢失石家庄是一个军事转折,“这是我们重要都市第一次的失陷,当然是我们一个重大的损失!”并急忙飞到北平,亲自安排此后的人事和军事布局等事宜。蒋介石在1947年11月30日撰写的《本月反省录》中沮丧地承认,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动摇。

再从军事战略重要地位的角度分析,石家庄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是具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的一座特殊城市,既是华北战场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城市,又是华北铁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城市。之所以把石家庄称为华北战略要地的大城市,就在于石家庄可以西出晋省,东连齐鲁,北通北平,南下豫鄂,有着举足轻重的区位地理优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我军实现战略反攻布局中具有关键地位的一座重要城市。在军事战略视角下,夺取石家庄的实际意义和巨大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石家庄是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在我解放区中间的一个重要战略城市,是敌人楔入解放区腹地的一颗钉子,它是国民党军向我解放区进攻的前沿堡垒,阻隔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解放区之间的联系。聂荣臻在分析石家庄这座城市的战略地位时指出,“石家庄在战略上占有重要位置,它是纵横贯通华北解放区心脏的平汉与正太、石德三条铁路的交通枢纽。”[10]杨成武在分析石家庄这座城市的战略地位时也指出,国民党蒋军“企图使这座城市成为向我冀中、冀南、冀晋、太行各解放区进攻的中心。”[11]因此,解放石家庄这座城市,对整个华北战争形势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朱德极为重视石家庄的军事战略地位,他说:解放了石家庄,“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意义都很大。”[12]在1947年石家庄解放前,石家庄属于蒋介石战略布局中影响整个华北战局的一枚重要棋子。吃掉敌方这枚棋子,就使平津地区蒋军失去重要的一翼,拔掉这颗钉子,就改变了华北战局中的军事战略态势,对整个战略反攻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1947年12月《晋察冀画报》在《创夺取大城市的光辉先例,我军解放华北战略要地石家庄》的报道中强调说,解放石家庄后,“从此石家庄内外百多万人民重见天日,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一望千里,连成一片,整个华北的敌我战略形势必将起重大变化。”[13]

石家庄作为华北铁路交通网的重要枢纽城市,这里“农业上有粮有棉,工业上有铁有媒”,夺取了这座工商业城市,可以发展经济,为支援解放战争创造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正如朱德所说,“发展交通、工业、商业,发展生产,支援战争。”[14]这就是当时将石家庄视为军事战略大城市的实际价值,后人不能简单地仅仅从城市人口数字上,计较石家庄当时够不够“大城市”的人口标准。在解放军现实战略视角下,并不是以单纯人口数量作为城市大小的标准。当时,解放军并非仅仅把首都南京、陪都重庆,旧都北平、上海、汉口、西安、大连、沈阳、哈尔滨、青岛、天津和广州12个院辖市视为大城市,在确立军事战略计划部署问题上,只要是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的省辖市也都会被视为大城市。例如,朱德也曾把锦州说成大城市。“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15](以下略,请看原文)

四、未来发展视角下人口规模超百万的大城市

1947年11月石家庄的解放,无疑成为整个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形势带来了新的转机,也为这座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契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曾对城市本质和特征作了精辟的论述,譬如,马克思说:“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从未来发展视域分析,解放后的石家庄城市经济定会进一步增速,城市化程度会进一步增高,城市人口规模必然会进一步扩大。

朱德明确指出:解放石家庄的攻坚战,让“我们学会了打城市,土改后不愁没有兵,革命成功是一定的了。”“我们准备打几年,一边打仗,一边建设。伟大的事业要在我们手上成功,一定要成功!”[①]将来石家庄城市一定会有更大更快的发展。石家庄作为解放军以攻坚战形式打下来的第一座城市,也是中共接管城市和管理城市的一个试验田,它为党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样本经验。石家庄解放后,11月18日朱德同志在束鹿县东小庄村参加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召开总结石家庄战役经验座谈会上说:“打下石家庄只是上了第一课,而更大的课题,更艰苦的实践还在后面。”[②]作为华北重要交通枢纽城市,又是河北省重要工商业基地以及现代工人阶级集中地,解放后的石家庄一定会在经济建设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其城市规模也会因此越来越大,城市人口必定会因为生产和资本的扩大而迅速聚集增加。基于此,朱德在瞻望石家庄城市未来发展问题时说:“石家庄有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前途。”[③]

朱德这句“过去将来时”的展望预言,说明他在石家庄解放不久,用未来发展的前瞻性眼光,看到了这座城市必将获得快速发展的前景。朱德的“过去将来时”预言,其实具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在广大媒体中也具有一定的共识。譬如,当时的《华商报》就曾指出石家庄将会是一座百万人口的战略城市。[④]建立新中国后,经过近30年发展实践,朱德预言得到了充分验证,建立新中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华北制药厂、石家庄热电厂、钢铁厂、化肥厂、棉纺厂、印染厂等150个大中型企业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1968年河北省会搬迁至石家庄,致使石家庄城市人口机械性增长非常迅猛,1980年石家庄市内人口量达到了百万。其中,1949年末至1959年间,石家庄市内人口机械增长占到了总增长人口的76.45%。[⑤]

那么,在建国前夕,朱德对石家庄所做“有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前途”预言,当时具有哪些历史依据和现实条件呢?

首先,从石家庄城市发展历史依据看,虽然它是20世纪初的新兴城市,却是近代华北地区最年轻和发展最快的城市。从20世纪初京汉铁路修建开始,大量筑路人员陆续抵达石家庄,掀起了石家庄城市化的第一次人口跳跃性增长,到1925年第一次筹备建立北洋政府的市自治制时,人口达到了33077人。从1901年532人到1925年33077人,间隔了24年,净增长数32545人,年均增长1356.04人,年均增长速度187.77‰,石家庄实现了一次人口跳跃增长。作为一座近代新兴城市,到1949年底城市人口就达到了278000人。[⑥]经过近半个世纪发展,城市人口净增长数277468人,年均增长5780.58人,年均增长速度139.27‰,[⑦]作为近代华北最年轻的城市,由于石家庄人口起点的基数非常低,因此年均增长率在近代全国城市人口发展史上是名列前茅的。

其次,朱德对未来石家庄城市工商发展充满了信心,他在石家庄工商业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蒋介石快要被打到了,以后永远是我们的天下。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要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⑧]并且,石家庄城市发展已经具备现实可能性,具体说有三个客观条件:第一,石家庄是位于华北平原的南北通衢和晋冀咽喉之地,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之城和交通枢纽之城,石家庄城市发展对未来带动整个华北中部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石家庄不仅有正太总机厂、大兴纱厂、炼焦厂等一批现代工业企业,附近有井陉煤矿和阳泉铁矿,城市周围还有产粮产棉的数百公里大平原,是拥有重要经济地位的轻重工业之城、区域商业中心之城,是具有强大关联性、辐射性和带动性的经济增长极,在未来河北经济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第三,作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首个创例之城,石家庄为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探索积累了经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孕育了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在创建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故石家庄又称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红色之城、共和国的奠基之城。基于以上依据,石家庄必将成为未来河北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所以,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具备了充分前提和必要条件。

总之,在多维视角下观察石家庄城市规模问题,通过进行传统政治、近代法律、现实军事、未来发展的多角度转换,深入分析朱德关于无城池的新兴城市、不大不小的中等城市、战略地位重要的大城市、未来百万人口大城市等论述,这不仅有助于摆脱以往单一的线性思维,误解老一辈革命家曾使用的“大城市”字眼,也避免了简单把石家庄城市规模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做类比,或者划等号。这种多维视域的思维方式,就是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城市的不同属性和本质,就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下略)

注释略,请看原文: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SSZK202301002&dbname=cjfdtotal&dbcode=CJFD&v=MDI0ODMvemhZVTd6c09UM2lRclJjekZyQ1VSN21mWmVackZpRGdVNzdOTmo3UlpiRzRITkxNcm85RlpvUjZEZ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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