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正太饭店的逸闻轶事（下）
《民国时期石家庄图影辑考》之十二
《燕赵晚报》2021年03月28日
□特约撰稿/李惠民
■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太饭店北楼的西楼头。照片上除了有正太饭店锅炉房的烟囱，还将最北侧的二楼阳台栏杆摄入镜头，在西楼头的墙上书写着“正太饭店”中法两种文字标识。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10月，日军土肥原部三面围攻石家庄，正太饭店西侧墙上留下了被炮击的痕迹。照片来源于《抗战建国大画史》1948年4月第1期。
非达官名流不能入住正太饭店吗
正太饭店这种档次规格的酒店，虽在京津沪各大城市中数不胜数，而在当时的内陆新兴城市石家庄却是最大、最豪华、最知名的高档酒店，其服务业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本市独一无二。民国时期，石家庄正太饭店接待过许多军政要人及社会名流，凿凿可据，毋庸置疑。但也绝对不是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必须是法国贵宾、军界首领或者官僚巨商，级别低的商人即使有钱也无法入内。”正太饭店作为一家承包租赁下来的民营服务企业，与股份制东家（正太铁路局是最大东家）有承租期限和租金约定，承租商自负盈亏，一般情况下，正太饭店经营者怎么可能会自断财路，拒绝付费入住的客人呢？
根据承租人陈玉山与正太铁路管理局的协议合同，“承租人须按期缴纳租金，不得拖欠，如有拖欠情事，经路局通知，十五日后仍未照付者，本合同即行作废”。协议合同没有硬性规定饭店接待客人级别或界别的任何要求，只是强调了承租经营者不得更改客房的配置和使用功能，不得擅自变更食宿费用价格。“客房及膳食价目，须经路局核准后，方得实行。并须将价目表广贴饭店之房间、饭厅、饭车，以便众览”。所以说，正太饭店只能由法国贵宾和军界首领或者官僚巨商下榻的说法，是没有史实根据的。
如果说，正太饭店对入住有硬性规定的话，那就是价格规定，没有经营者拒绝客人花钱入住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开业之初，正太饭店的住宿价格分为四等，优等房间与餐的每日八元；头等房间与餐的每日六元；二等房间与餐的四元；普通房间因用餐不同，费用不等，一般餐费是早茶六角，午餐一元，晚餐一元二角。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正太饭店的住宿价格分为每人每日一元二角、二元、三元三种；饭食价目为每人早茶七角，午餐一元二角，晚餐一元五角。
一般旅客入住正太饭店，主要是基于转车方便等原因，而且多数人就是仅住一宿。譬如，1929年7月，一位从太原回北平的旅客，乘正太列车晚8时抵达石家庄，因当晚没有开往北平的火车，便就近入住了正太饭店。为了第二天及时转车返回北平，这位需要转乘火车的旅客，选择了出入车站方便的正太饭店入住。虽然正太饭店住宿费略高一些，但是，可以避免带着行李到处找旅馆，出站后不用走太多的路，即可入住旅店。而且，入住正太饭店还可以在饭店柜台直接办理车票事务，第二天转乘火车时，进站亦极为方便。根据这位旅客所写的随笔记录，他当晚在饭店吃了饭，让茶房仆役代办一张第二天回北平的二等车票。茶房仆役给他介绍说，第二天没有特别快车回北平，只能坐三等车厢。如果坐车想舒服一些，可以再等一天坐二等车，否则，只能将就坐三等车。上世纪20年代石家庄至北平区间的三等慢车，早晨6时42分从石家庄开车，晚上11时到北平。为了早日赶回家，这位旅客不愿意再多等，于是选择了第二天的三等慢车票。
虽然正太饭店的地理位置对旅客中转有优越性，但是，并非所有旅客的首选。有的旅客不是单纯因为住宿费昂贵，而是因为距车站太近，不愿意入住正太饭店。譬如，《大公报》记者梁旅雁，1931年到石家庄采访时，便自愿放弃了入住正太饭店。这天晚8时多到达石家庄，原本联系了下榻正太饭店，因考虑这里不便于夜游南大街闹市，于是走出车站，过了大石桥，就入住了大桥街的五洲饭店。
有些旅客之所以不愿入住正太饭店，或许就是因为住宿费昂贵；也有些旅客则是因找不到其他旅馆，迫不得已才入住了正太饭店。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战乱频仍，各路军队轮换进驻石家庄，导致大小旅馆时常爆满，外地来石旅客，有时竟然找不到住宿之所。譬如，《大公报》记者来石采访，竟因“过往军队太多，各公共场所以及大小旅舍早已人满为患”，记者下车后，连询数十家旅店，竟未能找到一处栖身之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找到熟人介绍，才在正太饭店找到一个房间。
正太饭店的百人大餐厅，当时的确是本市其他任何一家酒店无法比拟的。正太饭店具备优越的硬件条件，除了能够安排接待一些规模较大的官方宴席之外，也可以接待私人宴请服务，民间就有在此举办结婚典礼及宴席的实例。譬如，1936年3月1日，正太铁路员工杨扬与高联英的婚礼，便是在正太饭店宴会厅举行的，还邀请了出任正太铁路局局长一职不久的颜德庆先生，担任了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正太饭店发生的谜案
1926年5月12日晨，时任石家庄警察厅厅长的曹恩培，被发现自杀身亡，成为民国时期石家庄历史上一桩非常离奇的谜案。
刚刚上任不到半月的曹恩培，5月11日晚上还在正太饭店参加宴会，第二日早上便被发现自缢身亡。这个爆炸性消息传开之后，令无数军政官员和当地士绅们深感震惊，特别是曹恩培自杀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市民们对曹恩培的死表示非常不解，没人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何要采取这种离奇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短时间之内各式各样的议论，迅速辗转相传，有些传闻近乎离奇，严重失实。
有记者调查了解到的消息证实，曹恩培秉性笃实，有多年军旅生涯，带兵打仗颇富经验。媒体报道说，他治理军政，勤奋不懈，处理事情从容不迫，思虑周全。晋升警察厅厅长后，曹恩培更是发奋努力，尽心尽职。另有媒体报道称，曹恩培出任警察厅厅长一职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咸躬亲之，旬日以来，寝食俱废，以致精神恍惚，举止失常”。警察厅的同事则表示，在交往沟通方面，他“素性疏略，未尝措意”。
5月11日晚上，在全市主要军政要人参加的正太饭店宴席上，曹恩培酒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异常。他的举止怪异，动作令人难以理解，突然抓起筷子乱掷狂抛，出现攻击和伤害他人的行为，见人即殴。宴席上的第一军第三路司令部总司令和参谋长张维良，以及商会首领周维新、常舜卿、魏梦元等人，先后出面当场劝阻。在制止曹恩培时，因躲闪不及，众人均被打成轻微伤。霎时间宴席现场乱作一团，餐桌上其他宾客大惊失色，手足无措。正在众人面如土色惊恐万状之时，曹恩培转头奔出饭店大厅，急若流星，瞬间消失在夜幕之中。
正太饭店宴会上发生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一幕之后，警察厅遂派人四下搜寻，彻夜寻找，杳然无踪。曹恩培一去不返，无影无踪，直到次日凌晨，搜寻人员才在车站南侧不远的元村树林里，发现了他自缢的尸体。
鉴于曹恩培从军经历和担任厅长之后所作所为，驻军总司令认定是积劳成疾，心理抑郁而死，情尤可悯。所以，派人妥为安置后事，并拟请从优抚恤。然而，曹恩培作为警察厅厅长，在上任后的十几天里遇到了什么麻烦？出事当晚他在正太饭店到底为何突发神经错乱？以及是否他真的自缢于元村树林？恐怕人们真的永远无法了解其真相了。
晋系军官在正太饭店谋划的兵变
从辛亥革命时期组建的燕晋联军至1924年掌控晋军大权，阎锡山在山西经营13年之久，在山西拥兵达10余万。在20年代，山西省军政机关大都集中设于太原府城，各旅团本部亦均安置在省会。阎锡山在太原府新民街为军政长官们建筑了别墅区，每人各赐广厦一所，所以当时阎锡山受到了晋军上层、中层多数军官的拥戴。然而，未得地盘好处，或未得任何优待的部分中下层军官，内心则另有一番滋味，“咸视山西为禁烹”。
1924年春节前夕，一些驻守京汉线的晋军军官相互串通，联络山西下级军官，在石家庄正太饭店密谋倒阎。他们秘密商定于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在太原省城试图发动起事，引爆兵变。计划首先由步兵五团某营和炮兵营发难，攻占太原军工厂和子弹库，再另外组织五百敢死队，在其后直攻军署。正太饭店的这次密谋会上，还议定了兵变事成后，所推举的山陕巡阅使、师长、旅团长等人选。
尽管正太饭店的密会非常隐秘，还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纰漏，走透了风声，使得阎锡山似乎有所察觉和警惕。在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前后三天，阎锡山在整个太原城内布置了万余军人警戒，致使准备起事的五百人的敢死队虽已入城，但是始终没有机会动手，在正太饭店谋划的方案未得付诸实施。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1924年3月16日，曾在正太饭店密谋的原班人马，又在太原南十方院（白云寺）聚会，决定当天晚上11时开始行动，凌晨2时发动起事。这次事变计划的更加具体，各部行动规定得更为细致。但是，在事成后推荐的总司令人选上产生了分歧。众人讨论议定河南籍的王营长出任总司令，所有起事官兵一律服从总司令指挥。但是，原本与王营长平素有隙的一位山西籍的周姓营长，对别人举荐王营长不服，内心顿生怨恨。仅为谋一己私利，周姓营长在密会之后，便用无线电话机将行动计划告密给阎锡山。
阎锡山闻讯有人兵变，立即对涉及人员实施了抓捕。准备起事的官兵尚未分拿到武器，便于晚上9时被围困逮捕。所有涉事下级军官全部被秘密枪毙。此次兵变事件，因阎锡山事先得到密报，没费一枪一弹平息了叛乱，山西省城的百姓无人知晓。知情人限于军令，“禁不敢言”，多年之后，稍有传闻，但“据以相询，仍无敢认者”。据说，经过此次兵变，阎锡山亦患上神经衰弱症，时常失眠难以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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