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石家庄的特大水灾
李惠民
刊载于《文史精华》2021年第11期
石家庄作为近代新兴城市，在崛起之初，面对自然灾害，曾经是束手无措，无能为力。石家庄较之获鹿县西高东低的地势，每逢雨水稍多的夏季，多“受太行山脉山洪侵袭”。石家庄早期城市建筑的质量差别较大，绝大部分民房的防灾能力极低。特别是早期城市居民应对极端天气灾害意识不强，且缺乏防灾减灾经验。尤其是城市管理薄弱，尚不具备应急处置与应对突发灾害的任何能力，城市综合防灾管理机制，亦处于严重空缺状态。所以，民国石家庄遭遇1917年和1939年两场特大洪水之时，城市建筑设施遭受了极大破坏，市民人身财产都蒙受了巨大损失。
一、极端暴雨灾害导致房屋倒塌经济损失
1917年7月24日（六月初六）晚，石家庄开始突降倾盆大雨，而且是连续不停，直至7月26日（六月初八）。其实，石家庄早在7月20日前后，就开始阴雨连绵，只是时下时停，雨量有限，并未构成太大影响。经过24日至26日三天滂沱大雨的宣泄，石家庄全市街巷皆被雨水淹没，交通几乎无路可走，地面水深达到了三四尺。7月27日（六月初九）早晨，依然大雨如注，西部的山洪暴发，洪水裹挟着泥沙奔腾而下，引发河流泛滥，据媒体报道滹沱河水每小时上涨四五寸，整个城区积水顷刻暴涨至六七尺深，全城房屋皆被迅速浸泡于洪水之中。
这场极端暴雨水灾给城市建筑设施造成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大量房屋倒塌，居民流离失所，造成巨大财产损失。民国初年，石家庄城区民间房屋多以土筑，经洪水浸泡之后，墙壁极易坍塌。当暴雨倾盆而下，京汉铁路以西的城区尽成泽国，据《申报》通讯员目睹暴雨造成全市房屋倒塌的情况，他估计到7月底被毁房屋已达七成左右，即“什七毁于水中”，“房屋之倒塌者，亦如摧枯拉朽，相继而至”，“房屋坍塌之声不绝于耳”。更为严重的情况在8月22日（七月初五），当又一场无情大雨再次洗劫城区时，那些经历大雨洪水长时间浸泡已经摇摇欲坠的房屋，再也支撑不住了，纷纷崩坍，一一倒塌。城区内除大机关、大公司的楼房以及砖石结构建筑安然无事之外，全市大部分民房已经所剩无几。据《大公报》的《近畿大水之简情》报道，前几日那些尚未倒塌的民房，经过8月大雨再次冲刷后，“又复坍塌，民房殆尽”，全市十之八九商铺与民宅，此刻皆被冲毁或泡塌。虽然有百余家商号店铺建筑未被完全淹没，但是，此外的绝大多数商家经营场所，皆支离破碎，满目疮痍，残破不全了。《申报》报道，据红十字会放赈人员蔡吉逢的评估，“坍塌房屋一万数千间，淹没傢具货物无数”，“综之，此次石家庄一隅被水损失，其数至少亦须百万以上，诚浩劫也！”全市仅有少数上等中等人家的坚固住宅，依稀沿街伫立，“石庄被雨水山水冲坏房屋九成，财产损失约数百万。”
这场极端暴雨灾害也给石家庄以及河北交通带来了极大破坏，造成最明显的损失就是致使铁路设施被冲毁，铁路交通被迫停止运行。在此次极端暴雨天气中，来势凶猛的瓢泼大雨，引发山洪，导致滹沱河泛滥，铁路设施被毁严重，客货行车全部被迫中断。京汉铁路的保定至石家庄、石家庄至邢台段，不仅多处铁轨地基被冲毁，而且，滹沱河铁路大桥被冲毁，新乐大铁桥亦冲去桥墩架，各处的小铁桥皆被冲断。正太铁路也被水冲坏轨道十数处。
不仅交通运输停滞，而且通讯邮政也全部断绝。据《申报》报道，水灾致使石家庄“交通大受阻碍，自七月二十九日起，直至今日（8月9日）始接北京及沿海寄来之邮件。”当时石家庄邮局称为“枕头邮局”，是一个二等邮局。1917年8月，石家庄邮局局长孙崇山在《水灾通信》中向上级呈报了受灾情况：由于暴雨和山洪来袭，石家庄邮局前后房屋皆已被深水围绕，邮局员工在大雨中刚刚极力抢救出了邮局内的邮票和现金，邮局房屋便被大水泡塌，邮局所有一切邮件、公物及员工所有私人财物，皆未抢运出来，邮局的办公房屋一间未存，全被洪水淹毁。
市内众多商家在水灾中都蒙受了惨重损失，有的商号甚至倾家荡产。据档案《石家庄中华代当李九如禀报被水淹没当物卷》记载，山西临汾商人李九如，年龄50岁，是中华当铺掌柜，数年来在石家庄照章经营当铺，所有当物如期照转，市民无不称便。然而，1917年特大暴雨，摧毁了他的当铺生意。“阴历六月初六、七、八、九等日，连日大雨盆倾，街道水深六、七尺有余，房屋尽皆塌倒，所有典当衣物等件，除转送在城丰泰当存质不计外，其余未转衣物等件无法搬运，一概均被淹没。”由于典当物品大部分被洪水冲走，各件当物的损失对当铺而言，“此乃天灾，关系甚大，难以回赎”，对当铺掌柜而言，这就相当于做生意的天塌了。后经石家庄警务分所灾后出面查验，函请石家庄商会协助商议送县署处理的办法。商会经再三权衡左右，提出了将该当铺就地变价处理，当铺商家虽遭受天灾，但是对于当主的财产不能不承担责任，采取了“拟照其原當价钱一吊者，令该當商补给赔偿四百文，将票收回”的处理方案。
中华当铺物品虽然大部分被冲走，毕竟还有部分保存他处，而这场大雨让平山县的盐商晋全义则是血本无归。盐商晋全义承担平山县运销芦盐业务，由于7月中旬京津政变军队往来，火车屡屡停运，最后好不容易才通过京汉铁路将芦盐运到石家庄。当时石家庄至平山的交通尚不方便，有五车皮的芦盐共计四百一十包只好安排在石家庄“落厂陆续转运”，7月24日刚刚运抵石家庄后，即遇大雨。据档案《平山县盐商晋全义呈报盐包在石庄被水冲没》记载，直至27日，“山水猛发，河流横决，石庄俱被冲淹。将商盐包溶化一空，商伙眼视不能保存。趋往车站火车上逃避，后挨水势稍落，仅由木板漂取散盐不足十包之数。值此政变影响，重受水灾奇患，损失颇巨。”
在石庄遭遇这场水灾的盐商损失颇巨，遭遇如此水灾严重打击的盐商还有晋有孚。据档案《盐商晋有孚禀明子店盐包被水浸蚀》记载，他在石家庄开设的官盐分店，也被暴雨浸泡。大雨来袭，“一时渲泄不及，致水进店，盐被浸蚀”，此次在“石家庄子店被水浸蚀官盐五十八包”。
经灾后调查统计，此次本市遭受损失最大的商家是：“义合、大成、公盛、义盛、长元、泰新、泰裕等数家商号为最甚”。由于水灾造成城市瘫痪，所有供给中断，灾民生存处于极端艰难困苦之中。个别小商贩趁机以超高价贩卖食品，利用水灾造成的供需不平衡，哄抬物价。据《大公报》报道，当时在石家庄，“至贩卖食物至小贩，亦多高抬市价，每值十者，恒索百。一时获利颇丰。”
二、暴雨导致居民流离失所与红十字会赈灾活动
极端天气与暴雨水灾给石家庄居民造成最严重的危害，就是造成大量人员溺亡，以及房屋倒塌后导致市民流离失所，大量居民无家可归，缺衣少食，生存危矣。在1917年7月24日（六月初六）之前，虽阴雨连绵，但尚无汹汹之势，一般市民对此并未介意。但是，7月24日（六月初六）之后，大水来袭，眼见街道被淹没，而且水势有增无减，人们才开始慌乱地急寻避水之策，匆匆筹划外出逃躲之途。特别是出现房屋倒塌，被砖瓦砸死的大有人在，《申报》记者看到，“压毙于倒墙之下者，实繁有徒”。不少市民担心建筑倒塌被砸在房屋里面，纷纷弃屋而出，蹚水逃命。“一般商民咸思逃命，遑顾其他。”据红十会救灾人员报告说，7月27日（六月初九）中午，随着暴雨越下越大，大片房屋连续倒塌。当时“男女扶老携幼，争相逃命。此时街衢已水深六七尺不等，甚有逃避不及者，多淹毙水中。并有拴系长绳全家遭劫者，尸身浮沉蔽流而下。”罹难者的尸体不知漂流何处，灾后大量尸体无法辨别认领，“淹毙之尸身，亦听其暴露地面”，其惨状令人触目惊心。
洪水来袭之时，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向洪水较浅一些的避雨地方，或者地势较高一些建筑，以求安全，以谋栖身。譬如，北后街水势稍浅，躲避者络绎不绝。中华剧园、玉丰饭店、三和澡堂等地势较高并且建筑相对坚固的地方，都拥挤着不少躲雨避灾的市民。容纳人数最多的是京汉车站和正太车站，正太路局将数百名妇女儿童专门安置在正太路局俱乐部的楼上楼下，还腾出数十间货房用来接待了数百人，另外，在站台附近还有露宿的数千人。甚至，连停靠车站的客货车厢里，都挤满了人，以致后来者欲加入其内，竟无立足之地。就连正太铁路大石桥下，也聚集了躲避风雨的数百人。7月27日（六月初九）夜晚，暴雨下的更大，水势涨的更猛，风雨交加。无家可归的躲雨市民，不仅三日未睹烟火，饥肠辘辘，而且湿衣裹身。眼看着洪水滔滔突涨不退，人们惊恐目光相视，不禁潸然而泣，尤其妇孺之啼哭哀嚎，声音凄厉，惊天地，泣鬼神。连前来石家庄采访的《申报》记者都说，灾民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这种“凄苍情景，实生平所未见。”还有一些负责勘察石家庄水灾情况的报告说，当看到那些面容枯悴、气息奄奄的灾民，感到非常悲惨可怜，简直不敢直视，“令人不忍触目。”
1917年夏季直隶大范围发生水灾，石家庄遭受的灾害损失与京津保三地灾情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上海红十字会特派“京直水灾办赈员”蔡吉逢、赵叶二人，从天津出发，“携带药品、赈款，冒雨驰赴获鹿县石家庄”，查勘灾情。他们到达石家庄以后，立即展开了水灾勘查，在第一时间向红十字会天津分会汇报了实际查勘的灾情，并通过《益世报》《申报》等大众媒体，向社会进行了及时客观报道。他们在报道中说，“现除铁路公司及一二大机关房屋依然存在外，其余民房几无一处幸免者，淹没什物、人口、牲畜无算”，鉴于灾后石家庄，“既无公款，官赈又复无多，义赈之来亦属车薪杯水”，红十字会呼吁全社会发扬人道精神，立即对石家庄灾民实施紧急救援和赈灾。
蔡吉逢、赵叶两位赈灾工作人员，一方面与外界保持着联系，积极沟通灾情救助情况；另一方面以其微薄之力，展开了一些灾民户口调查和紧急赈灾救助活动。当时红十字会采取紧急赈灾的具体办法有五项内容：第一，施救放赈的灾民对象，以被实际冲毁房屋的标准调查落实，先对本市灾民调查，施以散放急赈，然后再调查其他周边村庄，予以散放急赈。第二，优先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组织人力抢修重要堤坝、道路等重要防灾基础设施。第三，择地兴工搭建部分茅屋，以安置流离失所、露宿街头灾民栖身。第四，购买义地，掩埋水灾中淹毙之尸体，以防灾后瘟疫暴发。第五，会同本市绅商派遣人员前往山西寿阳、榆次等地，紧急购办三百石小米，用正太列车装运散放救济，以保障施救嗷嗷待哺的灾民之需。
三、水灾后修建城市防水堤为重大工程
1939年海河流域又发生了特大洪灾，水患再次降临石家庄。这场水灾使整个石家庄城区变成泽国，市内大小街道水深五尺，而且泡塌大量房屋。据《大公报》报道，“石家庄全城大水，房屋被浸者万家，有二千五百家已倒塌。”市内一片汪洋，繁华的南大街等主要街道，通行须靠划船。《石门新指南》记载，“二十八年大水成灾，街巷行舟，损害之巨是历年来得未曾有”，“屋舍坍塌，人畜溺毙，损失之巨，至今言之令人犹有余悸”。
大雨倾盆，山洪暴发，河流泛滥，导致各线铁路均被冲毁，尤其平汉线受灾特别严重，铁路列车全部被迫停运。日军驻石兵营和一些军事设施也被冲毁，驻石日军蓧塚师团一名大佐和二名士兵考察水情，在滹沱河翻船淹毙后，日军计划的一些军事行动也不得不被迫停止进行。在这场大雨淹毙者中，据说还有12名日本居留民。
水灾的严重威胁，让全市上下急切寻求找到彻底解决城市水灾隐患的办法，也迫使石门市公署在水灾之后，开始酝酿建设城市防洪工程问题。《石门新指南》记载说，“各关系当局，兴念及此，以为防水设备实不应任其久付阙如，乃拟议环绕本市开凿一大防水壕，藉以疏导洪流。”修建防水壕工程由市建设总署负责总体勘测设计，在获鹿县岳村、大谈村，分别设置两处建设总署的工程指挥部。建壕筑堤的防洪工程，以获鹿县属南新城村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分别向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挖渠、筑堤。北部疏导太平诸河之水，由岳村附近折向东北，与旧运河合流后入滹沱河，即北部防水壕、北防洪堤。南部截堵金沙河等之河水，由方台村附近折向东南，经过永壁村，在高迁村与洨河合流，即南部防水壕、南防洪堤。
防水壕和防洪堤工程是当年石家庄城市最大项目，工程临近区域由获鹿县将挖渠筑堤任务分解到各村，人力和物力等困难全部由各村自行解决，工程全线同时开工。修堤工程所招用民夫，按地亩多少折成地银，时称“银两杂派”，一概而论，不论穷富，每亩地折3分银。防水堤坝占用的耕地，每亩补6分银。
据《石门新指南》记载，该项工程于1941年2月11日正式开工，于4月3日截止，共计用工53天，累计动用民夫197293名。防水壕、防洪堤工程浩大，壕深3米，壕渠总宽24米；堤岸高4米，堤面部宽6米，堤底总宽18米。市区共计挖渠2760米，筑堤8664米。总之，此项工程之浩大，动员人数之众多，实为历年来之罕见。
防洪堤工程经过两个月突击施工，在当年汛期之前竣工完成。它极大地防御了西部山区下来的猛烈山洪，基本上解除了特大水灾对石市城区的威胁。防水壕和防洪堤工程为全市上下共同关注，石门市公署为表彰各方的努力，纪念这个给城市带来安宁的防护工程，为此专门在报纸上发起了为“防水壕”征集名称的活动。设定称谓寓意以雅俗共赏并名实确符为佳，并对首选者予以20元的奖励，另奖前五名佳作，每名奖励5元。根据《石门新报》记载，在当时两周时间内，市民中应征者极为踊跃，到活动截止之日，征集到“不下数千件之多，市署对应征各件加以缜密评阅”。根据最后评选结果，将市民龚聚庆题名的“石宁”，确立为第一名，获奖20元；另外，杨轶伦、吕树林、杜英安、范士正、舒介的五件作品，分获得佳作奖，每人获得5元。最终，石家庄防洪堤被命名为“石宁堤”。
据《石门新指南》记载，当时全市市民还专门为防洪堤立碑树传，“以石宁堤建筑完成，人民生命财产得以确保，为感谢石门市长蒋静轩及获鹿县知事朱能云两氏领导之德政，特树立碑碣以资纪念。” 1942年春，重新对石宁堤工程进行修补后，在方台村东北的石获公路与石宁堤交汇的立碑之处，隆重举行了石宁堤纪念碑揭幕仪式。
民国石家庄修建的防水堤坝工程，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又不断得到市政部门的扩建维护。特别是建国后得到了市政机构的不断加固养护，在20世纪下半叶爆发的数次巨大洪水中，经受了考验，在历次防洪抗洪中发挥出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确实起到了保护石家庄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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