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石家庄城市化发展的特点
本文刊载于《河北地方志》，2007年第4期。
李惠民
近代石家庄城市化起步较晚，起点最低，是中国近代农村城市化的典型个案。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学者们一般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19世纪中叶至1900年是中国近代城市的起步阶段；1901年至1937年是近代中国城市的初步发展阶段；1937年至1949年是近代中国城市的曲折发展阶段。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开放通商口岸首先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开埠通商引起口岸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开始向近代化城市过渡转型，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大城市。但是，在20世纪前，石家庄的城市化尚未启动，铺设京汉铁路的人马尚未到达石家庄，正太铁路正在酝酿之中。20世纪初，石家庄城市化的开启，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进程第二阶段（1901—1937）的开端几乎同时，石家庄这个后起城市的启动，正好晚于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
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所决定，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进而影响到了近代城市化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近代的工商业大城市一般都是对外开埠通商口岸城市，它们不但拥有外国公司的投资，又聚集了国家最主要的经济部门，成为工业化主导产业发展的载体，较早地获得了优先发展的客观强势地位，因此它们代表了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的趋势。中国近代城市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大量新城市的崛起和众多中小城市的发展。近代新兴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别于大城市，这是大城市发展所替代不了的。从城市化的个体类型分析，石家庄的城市化有别于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它既不是传统行政中心，也不是传统工商城镇，更不是开埠通商口岸。20世纪初，石家庄只有93户、532口人，属于名副其实的蕞尔村庄，它的城市化起点极低，几乎为零点起步。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近代石家庄实现了从村庄到城市的巨变，迅速发展成为一座近代新兴城市，是近代华北地区最年轻的城市，也是近代华北地区发展最快的城市。作为中国近代农村城市化的一个缩影，石家庄是十分典型的农村城市化个案，因此近代石家庄农村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城市化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近代石家庄农村城市化“因路而兴”，城市功能多元化，城市化前期的工业拉动力不足，城市化后期的军事强制特征明显。近代中国沿海沿江的工商经济中心城市，几乎都是由开埠通商启动了城市转型，并迅速崛起成为近代全国性经济中心的主体，所以开埠通商城市成为当时中国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石家庄并非开埠通商口岸，但是它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路而兴”，是火车轮子把它拉入了城市化的轨道，成为一座近代新兴的内陆城市。从启动石家庄城市化的作用分析，京汉铁路与正太铁路两者缺一不可，两路交汇构成了石家庄枢纽地位，构成了石家庄农村城市化的外部第一推动力。交通枢纽成为石家庄最先形成的一个城市功能，对其他功能的产生具有基础性作用，成为近代石家庄城市化起步时期最具主导性的城市功能。它产生了“催生先导支柱产业，牵引城市经济兴起”、“调整经济中心位移，奠定军政中心基础”等主要作用。正如时人所说，石家庄“自是以后，商贾云集，行栈林立，筑建繁兴，昔日寂寞荒僻之农村遂一变而为繁盛之市场矣”。[2] 所以说由铁路枢纽的推动，揭开了石家庄城市化的序幕。
中国传统城市是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占主导地位，政治功能明显高于其它功能，其它功能受限制于政治功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现代城市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在近代工商业的强大推动下，一般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近代城市大都由传统城市转型而来，近代城市的类型不再单一，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城市的其它功能也日益多样化、复杂化。近代石家庄也是如此，商贸集散和工业制造加工，是交通运输功能之后出现的两个城市新功能，它对城市化起到了“确立新兴产业地位，引领城市主流嬗变”、“改变社会主体结构，构筑城市自治基础”等主要作用。但是，在近代石家庄城市经济发展中，凸显出“商重工轻”的特征，工业企业规模和数量“大少小多”，这反映了近代石家庄工业整体的弱质形态，造成工业对石家庄城市化的持续拉动力明显不足。但是，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的功能在不断加强，城市经济的辐射范围逐步扩大，城市之间的外部联系日益增多，商业在城市经济中所占比重增大，形成了近代石家庄商业繁盛的局面。石家庄城市经济功能的发挥，对军政中心的形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奠定了石家庄向综合性功能城市发展的雄厚基础。正如20年代获鹿县知事所说，“石庄一埠为晋豫衡途，实业盈虚关系政治”。[3]特有的区位优势使石家庄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逐渐又形成为区域性军政中心，成为一个军事防御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军事功能和行政功能也成为近代石家庄的基本城市功能。石家庄城市功能从无到有，从单一功能到综合功能，城市化动力逐步呈现出了多元化态势。近代石家庄行政地位确立以后，由于城市的行政功能得以发挥，城市建设速度明显加快，正如报界评论所说，“石门市自从改市以后，所有一切政治、建设、经济、教育等，莫不显示着突飞猛晋的状态。尤其是建筑，更是飞跃进展。例如，道路的加宽，房屋的增多，都已实现在我们的目前。同时人口方面也有显然的增加。各大都会的人士来此地者，为数实在不少”。[4]从总体说，军事功能和行政功能对近代城市化，主要起到了“推进城市管理制度，强化城市管理职能”、“建造市政公用工程，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等作用。
在石家庄军事功能的疯狂扩张时期，曾一度脱离了城市化良性发展的轨道，甚至带有了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侵华日军极其重视石家庄的战略地理位置，将其侵华主力和大量伪军集中驻扎在石家庄，日军在市内建造了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构筑了大量的军事堡垒工事，企图长期以石家庄作为其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战略基地。石家庄由原本没有城墙的工商业城市，转变成为拥有“地下城墙”的军事城池，成为一座碉堡林立、沟壑纵横、明堑暗碉、密如蛛网的“军事碉堡城”。石家庄城市化带有畸型的军事化特征，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又促进了城市政治地位的提升，从而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市政等诸多方面的畸型发展。
近代石家庄之所以能够实现超常规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座新兴城市的经过功能叠加，形成了城市综合性功能结构，这是近代石家庄城市发展迅速的特征之一。
近代石家庄农村城市化发展，跳跃性和阶段性明显，整体发展极不平衡，呈现二元化趋势，城市化程度尚不充分，还处在幼年阶段。近代石家庄城市化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城市化发展的跳跃性和阶段性十分明显。近代石家庄农村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性和跳跃性，主要表现在城市人口的五次跳跃增长和城市空间的四期跳跃拓展上。城市人口和城市空间的发展规模是城市化的外在表现，城市人口总量和空间总量最直接地表现了城市规模的发展程度。
近代石家庄第一次人口跳跃增长发生在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和民国成立之后，第二次跳跃增长发生在1925年石门自治市成立之时，第三次跳跃增长发生在1925年至1933年之间，第四次跳跃增长发生在1938年到1941年期间，第五次跳跃增长发生在1947年至1949年年底之间。近代石家庄城市人口五次跳跃增长的总特征是：增长速度超轶绝尘，短时间内人口数量的涨幅大规模提高，每次跳跃增长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1901年至1949年的年均人口增长速度达到了139.27‰ 。这个人口增长速度在石家庄历史上震古铄今，不仅古代传统城市无法比拟，而且现代城市化发展速率也难以超越。
近代石家庄作为农村城市化典型，既不像传统城市那样作过封建统治的行政中心，也不像开埠通商城市那样作过西方殖民者的租界和投资场所，而是城市建成区面积从零开始。首先由铁路枢纽区的基础建设作为城市空间发展的开端，作为城市兴起胚基的石家庄村仅有0.5平方公里，城市空间发展完全以铁路枢纽区为中心，向四周自然蔓延拓展。第一期石家庄村东南方向的拓展、第二期铁路枢纽东西两侧的拓展、第三期市中心向四周蔓延的拓展、第四期奠定中等城市雏形的拓展，半个世纪的空间城市化，使行政市域扩展到了121.80平方公里。
从上述城市人口和城市空间的发展进程看，其跳跃性的确最为明显。跳跃发展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阶段性突出，在半个世纪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突出的阶段性形成了间歇和停滞，造成城市化的连贯性和延续性较差，由此产生出不少错位现象，形成城市系统之间的相互矛盾。这不仅使城市各个局部在土地利用、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配置上极不均衡，也导致了市域内人口分布疏密不一，核心区高度密集。正如一些现代城市学家所评论的一样，石家庄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显著，造成不同时期发展目标不同，缺乏延续性，而实际行动的惯性滞后又造成发展目标与实际行动差距性明显。
近代石家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也保留了一些旧习惯，呈现出二元化趋势。例如，在城市人口增长中形成了“自然增长低缓，机械增长强劲；男女比例悬殊，自然结构失衡；移民盛于土著，寓居异于定居；职业异质复杂，二元并存交叉”的状况。在城市空间拓展中形成了“市区自发拓展，地域结构混杂；铁路切割市区，街市交通不畅；市区包围村庄，城乡二元并存”的状况。在社会生活的衣食住行方式上，形成了城市居民衣饰穿着的“服饰式样和衣料质地的多样化，剪裁加工和成批制作的商品化，职业制服和装束式样的同一化，着装节俭和朴素布衣的普遍化”。形成了城市居民饮食就餐的“食物多源化和品种多样化，食物商品化和就餐便捷化，口味大众化和小吃低档化”。形成了城市居民房屋住宅的“建筑多样化和建设高速化，民宅密集化和规格简陋化，房屋紧俏化和住房租赁化”。形成了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的“外出交通日益便捷，市内公交严重缺失，洋车代步脚踏自行”的状况。总之，既有传统继承，也有创新变革，更主要的现状是新旧并存。
近代石家庄由于出现了跳跃发展、畸型发展、两极发展，导致了二元结构和功能失调等一系列问题，在城市整体上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社会管理控制的严重缺失，即社会控制不力，管理控制不健全。近代石家庄既是一个工商业快速发展的近代化城市，又是一个社会生活方面“乡村味道正相当浓厚”的乡村式城市，城市化程度尚不充分，还处在幼年阶段。像当时报界评论员的文章所说，“石门市之大都市建设，虽然日趋发展，但若严格言之，在行政管理和文化方面，尚未脱离乡村色彩”。[5]
近代石家庄城市化具有优越的前提条件，为此后现代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石家庄城市化前景无比广阔。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新兴城市，虽然石家庄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幼年城市，但也是近代华北地区发展最快的城市。近代石家庄不仅是交通枢纽、商贸集散中心、工业制造中心、军事中心、行政中心城市，还是全国解放最早的一个“大城市”，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重要验田，因此石家庄受到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格外关注。1948年9月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是1949年10月成立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在新中国政权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它正式揭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近代石家庄作为中共中央、华北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所以，近代石家庄为现代石家庄的城市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石家庄城市化建设迎来了一个前景无比广阔的真正迅猛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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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河北地方志》2007年第4期。本篇微信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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