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石家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特征
本文刊载于《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李惠民
众所周知，近代石家庄是由铁路枢纽而发展成为一座新兴城市的，“受交通便利之影响，顿变为工业商业之市区”。[2] 因此，人们形象地把石家庄比喻成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工商业经济发展无疑是支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的内在根本推动力，是石家庄近代化的最主要标志。所以说，工商业的发展特点也就成为直接影响着石家庄城市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探讨石家庄工商业发展特点是研究近代石家庄城市史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商重工轻”的结构比例特征
近代石家庄工商企业结构比例具有明显的“商重工轻”特征，商业的比重始终超过了工业的比重。从社会大环境上看，整个近代中国资本经济中，商业资本始终是大于工业资本的。石家庄“商重工轻”的结构，与中国近代城市化以商业化为主要动力的总体概况是基本一致的。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是在开埠通商城市最先启动和发展的，近代城市一般而言是由商业贸易而兴起，才逐步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城市的，所以，这成为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虽然，中国近代城市化是以商业化为主，但又不能说成单纯的商业化，西方列强把中国拉入世界市场以后，也就启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工业化进程虽然缓慢，可它确实已经开启，而且工业在近代城市中得到了初步发展。尽管整个近代工业化程度很低，但它也是属于具有世界工业化背景的商业化，近代商业的优先发展是由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造成的。
石家庄是近代后起城市，落后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阶段，在20世纪初才刚刚起步，所以，相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背景而言，近代工商业在石家庄产生，可以说几乎是同步发生，渐次步入了工商业城市的行列。一方面，伴随着正太铁路兴修和开通，在石家庄创建的正太总机厂，1907年竣工投产，石家庄有了最早的大型工厂。另一方面，由于石家庄具有了交通枢纽地位，成为“山西方面货物出入之要道，由天津运往山西之货物至此转正太铁路，由山西运往天津之货物至此转京汉铁路，山西省南半部及石家庄附近各县之货物，均以次为集散场”。[3]随之兴起的转运业飞速发展，转运商号与货栈与日俱增，其他各类商业、服务业也日渐繁盛。
然而，就石家庄的“工”、“商”两个方面发展的速度或比重而言，商业化超过了工业化，石家庄商业化对城市人口的跳跃性聚集更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石家庄城市化的启动是以“铁路而辟市”，“因交通发达，故商业繁盛，在事变以前，全市共有商号二千三百余家，银行八家，银号钱庄二十四家”。[4]而能够数得上的近代工业工厂，仅有正太总机厂、大兴纱厂、炼焦厂、面粉厂等有数的几家。石家庄商户相对比较多，而且“多系异乡人”。[5]商业繁盛，人口大增，“商业不振，人口大减”。[6]近代石家庄商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比重较大，“故本市以商业为重要，市面之兴衰亦视商业之优劣为转移”。[7]即便在沦陷期间也是如此，石门警务局调查，1938年12月石门职别人口中，工业为3685人，商业为11 468人，工业人口仅为商业人口的三分之一。据史料反映，由于日本占领者推行建设华北大都市的方针，极力营造石家庄的繁荣景象，加强城市设施建设，曾经人为地制造出一个殖民化的经济繁荣假象。然而在工业依然疲软的情况下，商业则在形式上实现了所谓的繁荣。1942年，石家庄的坐商达到了1 608家，再加上行商在内的大小商户共有3 000余户，其中有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商店800余家。[8]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国共和平谈判期间，石家庄商户大增，又出现一个高潮，仅坐商就增加到2 653户，此后随着军事形势的紧张，又慢慢下减少。石家庄解放以后，1948年2月，全市商户突然又长到5 235户，其中坐商户数为2 769户，小商户为2 466户。1948年3月，商户达到6 622户，其中，坐商为3018户，小商户为3 572。1948年4月，坐商又增加为3 201户，[9]小商户和小摊贩数不胜数，不计其数。上述情况，正如马克思所说：“商业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以商业为条件”。不过，近代石家庄的社会、政治、军事状况变化，对商业增长的高低起伏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相对于商业而言，集中在铁路交通、纺织、煤炭、化工、小型机械制造和面粉加工等方面的近代工业则相对稳定，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石家庄工业结构，在此后的二十余年中，其基本形态再也没有新的发展。石家庄的近代工业只有铁路总机厂一个、纱厂一个，炼焦厂一个，面粉厂一个，电灯公司一个，以及一些半机械化的其他小工厂等。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市33个铁工厂，仅有钻床11台，电焊机2台，柴油机1台，十马力发电机1台，砂轮1台，电磨1台，气泵1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劳动生产率不高，从业人员少。[10]正如时人所评述的一样，石家庄“工厂十余家，为工厂组织多不完备。其完备者近三家，盖石家庄为一运输业发达之商场，而非制造业发达之工业地也”。“国民党统治时期，工业资本等于商业资本六分之一”。[11]1948年3月统计，在2 881工商户中，大小工业作坊共457户，占工商总户数的16% 。[12]从整体上看，凭借着交通枢纽优势，石家庄商业的发展根基扎实，类型齐全，层次分明。而工业基础则比较薄弱，工业门类比较少，行业规模比较小，近代化程度比较低，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滞缓，薄物细故，动力机制较弱，吸纳劳动力偏低。寥若晨星的大企业孤军作战，石家庄近代“工业化”的这种发展程度，在带动城市规模在“量”的扩张时，拉动力略逊一筹，这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有关。所以说，将“商重工轻”概括为这座新兴工商业城市的特征之一，应该说是丁一卯二，不失圭撮。
为什么石家庄作为工商业同时起步发展的一座城市会形成“商重工轻”的状况？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石家庄是一座新兴城市，城市基础设施缺乏。石家庄城市化起步较晚，城市的基础设施缺失，必要的公共服务设施落后，无疑成为影响工业企业投资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工业企业一般都会选择外部经济效益好的城市落户，大城市明显比小城市的外部经济效益突出，因为，如果一个城市的规模较大，市民众多，无疑会降低企业雇用各种技术人员和劳动者的成本。大城市相对在卫生条件和教育水平上高于小城市，城市劳动力的素质应该相对高于小城市，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比小城市完备。一般而言，这些都不由企业直接支付费用，而带来的优势和效益则由企业共享，这是工业企业喜欢在大城市聚集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后起的新兴小城市，石家庄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经济大环境。
第二，石家庄近代商业发展有明显的特点，以交通枢纽为基础，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石门之发展，因基于商业之繁荣”。[13]近代石家庄制造加工中心的工业基础如此之差，与农村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有直接关系，也与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总体特征有关。正如学者行龙所说，中国工业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中国近代城市化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14]近代石家庄城市化进程中，也凸显了“商重工轻”的特征。
第三，石家庄商业发展速度极快，主要是从投资上成本比工业要少得多。工业企业相对来说，固定资产占用较大，需要特定的劳动生产技术，培训技术骨干工人不仅要资金，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近代石家庄各类工商企业号称几千家，但是，大型的工商企业并不多，企业规模与数量的“大少小多”，这个结构基本形态有着非常突出的特征，是贯穿整个近代石家庄工商业发展史的一个特点。
从近代工业来看，石家庄大型企业虽然只鳞片甲，屈指可数，但是，不乏有几家烜赫一时的工厂。“石门之工业颇有极重要之工厂数处，在全国及河北省占有极重要之地位”。[15]其实，规模比较大又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企业，只有铁路总机厂、大兴纱厂、焦化厂、育德铁工厂等，石家庄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纺织、煤炭加工及化工、小型机械加工、面粉加工等方面。其中，铁路总机厂由法国人经营将近30年，有一千多名工人。铁路总机厂是为维修正太路机车而设的，厂址必然要选在正太路的起点。石家庄炼焦厂是中德合资，设备先进，“为我国新创之一种基本化学工业也”。[16]炼焦厂设在石家庄，完全是出自运输便利，作为隶属井陉矿务局的企业，从选址角度考虑，没有简单地把焦化厂设立在原煤产地井陉矿附近，原因就在于看中了石家庄优越的地理位置，具有输进原料和输出产品的交通便利条件。以上在石家庄的两个大厂，皆为得失相当，楚弓楚得。大兴纱厂是本市最大的民族资本，亦为本市规模最大之工厂，工人两千多名，资本约300余万元。大兴纱厂的投资集团股东主要分布在湖北人、四川、广东、湖南等省，选址石家庄的理由是：第一，石家庄处于产棉区，原料价格低廉；第二，交通方便；第三，动力燃煤质良价低；第四，劳动力充裕；第五，周围尚无其他大型纱厂与之竞争，棉纱销售位于初级市场，获利丰厚。总之，大型工商企业落户石家庄皆事出有因。
近代石家庄规模比较小的工厂企业，集中在铸铁、轧花、纺织、小型机械加工、修配等小工厂及手工作坊等。企业规模从企业职工数量也可略见一斑，引而伸之，大小结构也可一目了然。请看表1，从中可以了解到1937年之前石家庄工业企业职工队伍的总体情况。
表1：《抗战前石家庄工业企业职工人数统计表（1936年—1937年）》
据上表统计，抗战前石家庄的近代工业企业共18个，企业职工总人数为5166人。其中，1000人以上的企业仅有两家；1000人以下100人以上的企业4家；100人以下50人以上的企业4家；50人以下15人以上的企业8家。铁路总机厂、京汉机务段、正太机务段、大兴纱厂、炼焦厂五家企业的职工总人数为4585名，占据石家庄产业职工总数的89% ，众多的手工业更是一家一户的小手工作坊，规模更小。所以说，在近代石家庄工业企业中“大少小多”的特征非常明显，无可置辩。
从商业企业来看，也是“大少小多”。石家庄自成为铁路枢纽以后，就以商业繁盛著称，大商家就是利用铁路大运量进行的大宗买卖，之所以能够进行大宗商业行为，是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就是那些实力雄厚的自产自卖的生产商，（自产自卖的生产商除附近的煤矿外，还有石家庄的工业企业。比如，除铁路总机厂之外，大兴纱厂、焦化厂等都有自己产品的购产销计划安排，购产销是密切相连的，购产销工作哪个环节没跟上，生产或销售必然受影响，必然压占资金，影响企业效益。大兴纱厂在1933年由于遇到日本纱布走私严重，削价倾销，以及经营和销售等问题，致使积压大量纱布，面对价值二百多万元的八九千件纱布，生产几乎不能继续。当时，大多数人甚至主张减产，以减少亏损。工厂决策层只好决定采用“大找销路，薄利多销”的措施。大兴纱厂的主顾大批量购买纱布，“一次即达数车皮”，由此，大兴纱厂可谓石家庄商家的大买卖。石家庄炼焦厂虽然是个生产厂，炼焦用的水洗煤以及烧锅炉用的原煤和材料，生产品的运销统归矿务局和驻石办事处管，焦炭、沥青、黑漆、硫铵等产品的销售直接关系到生产计划，企业生产商又都是要进行大批量远销外地的大商家。）近代石家庄的大商家和中等商户主要有以下三部分构成：
其一，是石家庄周边厂矿在本市设置的销售部，如井陉矿务局、正丰矿务局、保晋公司。井陉矿务局位于河北省井陉县境内，1898年创立，1902年清政府路矿局批准井陉县张凤起与德国人汉纳根订立的中德合办煤矿合同，后来直隶总督取消张凤起的矿权，改为中德官商合办合同，1908年资本100万两，1922年资本为450万元。矿务局总部在天津，总分销处在石家庄。[18]正丰矿务局1907年开办，土法开采，股本16000元，煤矿地址也在井陉。1912年正丰矿邀请军阀段祺瑞入股，后又吸收阎锡山等人入股，成立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扩资为220万元，1926年资本发展到660万元，几乎超过井陉矿务局三分之一。该矿总公司设在天津，总分销处在石家庄，可以算作石家庄的一个大商家。[19]保晋公司的总部在山西阳泉，即煤矿所在地，资本286万，石门设立运销公司，资本70万元。其他还有元和公司（原民兴矿改组）、宝昌公司、临城矿务局等。
石家庄周边厂矿在本市设置的销售部门，多数是运销本厂矿的货物。例如，井陉矿务局、正丰公司、保晋公司、元和公司（原民兴矿改组）、宝昌公司、临城矿务局等，他们都拥有自己的铁路道岔和货物储存场。1926年时，井陉矿日产炭量二千吨，正丰矿日产炭量二千吨，元和矿日产炭量一千吨，都由正太铁路运到石家庄。“平均保晋公司每日可到三十车，建昌、广懋两家每日各到十五车，（每车二十吨）”[20]
其二，从事转运和货栈生意的商人。石家庄是各地进出货物的集散地，所以，当时本地的商业大户都是以转运业和货栈业为首。转运业商人具备自有资金，多数是从事自买自卖，赚取运输贩卖的利润。货栈业的性质一般来讲是代客转运，也有的货栈代客买货，主要是从中赚取佣金和手续费。但是，两者的界限并不严格分明，相互兼而有之的情况较多。他们从天津和河北各县贩运各种杂物转运山西销售，或者由山西和井陉等地贩运煤炭、粮食、铁货等，运到天津和河北各县销售。他们以运输或经营煤炭粮食为主，并且运输或兼营布匹、棉花、皮毛、面粉、煤油、纸烟、洋广杂货等。为便于客户运输，有的货栈附设了棉花打包厂。实力雄厚的企业在外市县设有分支机构，例如，宏德公司在正定、新乐、定县设有分厂。大丰公司在保定、高邑、邢台设有分支机构。1926年时，最大的商家拥有资本10万元，以下则情况不等。总之，这些从事转运货栈生意的商人，就是既进行运输，又进行买卖的“倒卖”商人。据统计，1926年石家庄有此类企业33家，其中22家拥有自备铁路道岔，有的是租用铁路岔道。1916年以前，一股岔道两三千元，仅仅经过了5年时间，1921年就涨到了两三万元。由此可见，随着转运量的迅速增加和货栈业利润增长之快，岔道和货物存放场地的租金也有大幅提升。此类主要的转运企业和货栈商号是：义合永、万丰、阜丰、德顺永、公盛、恒记、义聚公司、义胜合、永成公、晋昌、恒裕和、阜达、德记、信义公司、广顺通、天顺、人和、亨通、鸿义合、义合公、义盛通、复聚、吉泰、刘万顺、新泰裕、大成恭等。[21]此类货栈和公司一般都集中在石家庄的北道岔和南道岔。为了协调各个商家利益，统一行业规则，这些企业组织成立了运输同业公会，义和永、阜丰栈、大丰公司、德顺永等商号的经理先后分别担任会长或委员。
其三，收购商和销售商。这是专门进行收购和销售商品货物的企业。例如，石家庄专门收购棉花的公司有：仁记、和平、隆茂、兴华四家公司。他们一般都是为天津的中外棉商服务的，货物全部发往天津。收购生意由棉商派人来石家庄联系，或者直接指定所收棉花的货色和价格，由委托的公司负责收购，公司盈利在所收购货物价格的百分之一。棉花收购公司的活跃期在每年旧历八月至腊月。销售商方面，以煤店和粮店最多。他们一般都设在石家庄的桥东，其资本远不及货栈，“多则三五千元，少则一千元”。[22]实力雄厚的商店从产煤地直接进货，大多煤店是从货栈趸买。1926年时，煤店有丰通、和宝、聚日、升长、松记等150余家。粮店大都是山西商人开设，主要有致和、德聚、永义、合成等50余家。此外，经营绸缎布匹的商店主要有：华康、东德义号、协成锦等7家。经营洋货店的有恒泰、厚复、庆成、聚庆恭、增盛、昌亚、丽天等20余家。茶叶店有宝大、永春、玉大等10余家。[23]以上都带有专营性质的商店，属于中小商业的类型。近代石家庄出现的较大商场有民生市场、石门商场、西花园等，这些大商场都是靠租赁经营的，在这些大商场里面做生意的多是中小商人。“截止三十年九月底止，全市有各行公会四十九家，商号约两千余家，友邦日人及鲜人商店约八百余家，统计全市商店达三千余家。”[24]
最底层的商业生意就是做小买卖的行商和摊贩。从做小买卖行商和摊贩的籍贯来看，外来谋生的人较本地的多；从做小买卖行商和摊贩的民族来看，来石家庄的回族人比较集中，不是说回族摊贩超过了汉族人，而是在石家庄的回族人多数是从事小买卖生意，“其经营小本贩卖者，多属回教之人”。[25]从做小买卖的游贩和摊贩的居住地来讲，集中在桥西的人比桥东的人多，据《石门指南》记载，20世纪30年代时，桥西的商户有1553户，桥东商户只有696户。
综上所述，近代石家庄商业队伍庞大，企业规模大小级差悬殊，大中型商业企业占据大宗贸易，小商贩遍布全市各个角落。特别是到近代后期，“大少小多” 的特征依然如故，甚至大的有所萎缩，小的数量仍在继续扩大。从1948年3月工商业经营人数的统计情况看，“大少小多”的特征依然很明显。首先，从人数上看，当时在册的工商户共3018户，共计10048口人，每户仅合计3人。其次，从资金上看，资金100万元到1000万元者1614户，占总数的50%以上。5000万元到10000万元者24户，只占到0.8%。一亿元以上者9家，仅占0.3% 。[26]到1949年2月，石家庄私营工商业的总户数发展到11420家，其中，私人机器工业有131家，占全市机器工业总户数的73.6%；手工业1482家，占全市手工业总户数的96.6% 。在私营商业中，雇用店员的批发户230家，不雇用店员的批发户101家，雇用店员的零售户679家，不雇用店员的零售户1021家，这些中上等商店占全市商业总户数的20.6% 。小商贩（含小手工业者）7776家，占全市商业总户数的78.91% 。[27]
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很多，不一而足。那么，考究近代石家庄工业企业规模大小的意义何在呢？近代工业企业规模与利润效益有直接关联，从单个企业来看，规模过小，致使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过高，利润就少，有规模才有效益。企业效益好，经济收入高，需求得以提高，于是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提高而产生转移的倾向，变动了的需求结构必定会拉动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从而使城市化的步伐得以加快。并行不悖的道理说明，一个城市规模过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率就会比较低，城市的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
近代石家庄工商企业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前强后弱”。从20世纪初开始到1949年，中间以1937年为界，对近半个世纪的石家庄城市化进行考察的话，工商业对城市化发展的经济拉动作用，前期明显强劲，后期显著呈现衰退状态。工商企业前期增长迅速，后期则基本上脱离了近代工业发展的正常轨道，即便是在抗战胜利后，工商业依然呈衰退之势，后期终未超越前期。所以，就近代石家庄工商业的总体发展历程而言，呈现出了“前快后慢”的特征。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1937年以前在石家庄工业企业产生和发展的情况：
民国建立以后，政府颁布了鼓励近代企业发展的措施，解除了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而激发了人们投资建厂的热情，国内掀起了振兴民族工业的高潮，为石家庄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大环境。随着铁路的出现，特别是在正太铁路建成之后，交通枢纽使得石家庄商业服务业迅速发展，商业的发展为石家庄城市经济发展作了铺垫，促进了近代城市工业经济的兴起。石家庄城市经济崛起正好赶上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客观上造成中国进口减少和出口增加，一方面是国内工业品供不应求，刺激了国内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出口增加有力地推动了加工工业和矿业等产业的发展，这些都给企业家和投资者们创造了机会。由于外部的良好环境，由于交通枢纽优势而日益提升的商品集散中心地位，所以，各类制造业在石家庄陆续出现，逐步增多。而且，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石家庄近代工业的基础主要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奠定的，前期的工业发展集中在铁路交通、纺织、煤炭加工等方面，基本确立了石家庄近代工业的门类主体结构。
作为与正太铁路相伴而生的铁路工厂，1905年开始创建的正太总机厂，是石家庄最早的企业之一，全名为正太铁路石家庄总机厂。由法国银行投资，1907年竣工投入使用，法国资方有30年经营管理权。1906年该厂从唐山、天津招收了100多名锻工、翻砂、铆工和机器匠，其中不少人曾经在唐山铁路大厂和长辛店机器厂工作过。1918年，职工人数达到558人。1919年，职工人数达到592人。1921年，石家庄正太铁路总厂全部建成，总机厂下设锻铁厂、锅炉厂、熔铸厂及模厂、装配厂及合拢厂、锯木细木厂及修车厂、镍厂。全厂的厂房共占地1.2万平方米，拥有各类设备170多台件。按照1921年12月31日核计，总机厂资产为银327 820元。到1925年，职工人数达到568人；1926年，职工人数达到586人；1931年，职工人数达到597人。1932年，总机厂与正太铁路一起收归国有，当年职工人数为592人。1937年3月，职工人数达到1328人，当年共修理机车16台、修理客车10辆、修理货车70辆。正太总机厂是维护正太铁路运输车辆的后勤保障线，对保证正太铁路车辆畅通运行和维护运输车辆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门，该厂隶属日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北平铁路局，后改属石门铁路局管辖。
1907年组成的京汉路机务房和1907年组成的正太路机务房，分属各自铁路公司管辖，京汉路是比利时银行投资，正太路是法国银行投资。1909年收回京汉路路权归国有，1932年收回正太铁路路权归国有。京汉路机务房和正太路机务房都是石家庄铁路运输的先行官，驾控各自铁路局配属的机车，具体承担着南下北上、东来西往的客运和货运任务，使列车在纵贯南北和横连燕晋的铁路线上运行，体现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先进性，在把石家庄逐步拉向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出巨大作用。1937年京汉路机务段有工人320人，正太路机务段有工人256人。日本军队占领华北，各铁路统归日军军部管理。
石家庄炼焦厂于1916年开始规划建设，到1925年建成投产，它位于火车站西南，是重要的化学工业企业。该企业属于井陉矿务局，由中德合资开办。其实，炼焦厂早在1916年规划之时就已经开工建设，厂基占地80亩地，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工程停顿。1923年复建，机器主要购自于德国。1925年11月废热式炼焦炉建成投产，共有两座炼焦炉，大焦炉日产60吨，小焦炉日产40吨，合计日产焦碳100吨。还可以由煤气中提取之混合物，生产制造为汽油、人造樟脑、氨、萘、苯甲酸、硫铵、沥青、黑油和中油等副产品。1926年，石家庄炼焦厂有工人150名。1936年12月，该厂全部人员有400人，其中工人为260人。1936年（第十四年度）出品生产焦炭量：大炉3590吨、小炉3956吨；使用洗煤44336吨，产出焦炭30789吨，占用煤69.44%，以平均含水5%计，折合干煤42 120.06吨，按照干煤计算产焦率，为73.10% 。当年盈余为101 006元。1937年10月，日本占领石家庄后，炼焦厂被军管。[28]
1922年建成投产的大兴纱厂，是石家庄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开业当年，安装了25 000锭美国纱机，附设1 500千瓦发电机。当年工人总数为2 334人，男工为1 136人，女工为1 198人。此后，不断地在增添织布机、纱机、织毯机等机器设备，扩大生产发展的规模。1936年购入漂染设备4台，添置漂染厂，实现了自纺、自织、自染。1936年大兴纱厂共拥有细纱机30 144锭、织布机500台、织毯机8台、漂染机械4台。1936年大兴纱厂全部员工人数达到2 410人，当年的年产棉纱达到23 740件，棉布1 058.7万米，棉毯227 024条。大兴纱厂开创了石家庄现代机器纺纱、织布、漂染的历史，成为华北较大的棉纺织厂之一。大兴纱厂的棉纱商标有四种：“获鹿”“双福”“八卦”“新双福”。棉布商标有三种：“三鹿”“获鹿”“八卦”。由于石家庄周边广大地区盛产棉花、煤炭，是“棉煤出产之富域”，原料和资源成本低廉，加上冀中地区又是手工纺织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更是纱布推销之场所，诚属产销合作之唯一佳区”，还有石家庄交通运输便捷和农村富余的廉价劳动力等诸多优异条件，使大兴纱厂获利丰厚。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逐年获利，为此厂之黄金时代”，此后在企业发展中虽然也遇到一些麻烦和困难，但是，经过改善经营，采取诸多有效措施，还是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奋斗目标。1937年10月石家庄沦陷后，被日本人强占，实行军管经营。[29]
1920年建立的裕庆火磨公司（面粉加工厂），后改组为聚丰机器面粉厂。厂址在火车站东，原有石磨3部，是购自唐山的蒸汽动力机。小麦往往在本地购买，不足则另购于山西方面补之。其生产的面粉商标为“双鹿”。据《石门指南》记述，该企业资本数万元，1926年有工人26名。1936年全部人员达到30人，其中有工人20名，当年生产面粉3 000吨，拥有电动钢磨机3台。[30]
1919年建立的石家庄电灯公司，到1926年为全市安装了5000余盏电灯，由公司负责保证供电。1936年公司全部人员有25人，工人13名。当年供电量为492千度，发电机容量为950KW。
1922年建立的华北公司，专门生产电灯罩、灯台、灯罩等的玻璃厂。1925年改组为“俭德玻璃厂”，工人20余人，产品生产范围缩小，专门生产新式灯罩。使用原料是白麻石、硝、碱。白麻石出产地在顺德府，硝购自顺德府巨鹿平乡，碱购自天津。1926年的生产量，每日二百二三十打。[31]
1918年建立的永聚公铁工厂，厂址在阜宁路，1926年有工人18名。1936年全部人员有18人，其中工人12名。当年生产水车400辆，轧花机100台；拥有化铁炉2个，电动机1个。
1920年建立的同益兴铁工厂，到1936年时，全部人员有40人，工人28名，当年生产铁锅450吨，拥有化铁炉6个。
1920年建立的立元荣工厂，厂址在电报局街。到1926年时，有工人40名。1936年全部人员有60人，有工人50名。当年生产轧花机1 000台，切面机300台；拥有车床4台，钻床2台。
1924年建立的和庆德工厂，厂址在休门道。1926年有工人20余名。1936年全部人员有50人，工人35名；当年生产轧花机1 000台，切面机200台；拥有元车床3台，钻床1台。
1924年建立的育德铁工厂，厂址在电报局街。1926年有工人30名。1936年全部人员有120人，工人105名；当年生产轧花机1 000台，织布机600台；弹花机不详；拥有车床7台，刨床4台，钻床2台。
1926年建立的利田铁工厂，到1936年时，全部人员有15人，工人12名；当年生产轧花机不详；拥有电动机3部，车床1台。
1927年建立的沈永兴铁工厂，到1936年时，全部人员有56人，工人32名。当年生产情况不详，拥有铣床1台，车床4台，刨床1台，钻床2台。
1930年建立的王兴栈铸锅厂，到1936年时，全部人员有36人，工人30名。当年生产铁锅200吨；拥有化铁炉2套。
1933年建立的同文兴锅厂，到1936年时，全部人员有36人，工人26名。当年生产铁锅400吨；拥有化铁炉2套。
此外，20世纪20、30年代在石家庄创建的工厂，还有惠通壬蛋厂、振华火柴厂、平和轧棉公司、万华肥皂公司，后来因故中途停产。
从上述石家庄工业企业的发展进程看，各类企业数量在前期一直不断增加，不仅如此，大企业的规模和设备还在不断增加。例如，大兴纱厂机器装备的数量基本上都是稳步扩充，请见表2。
表2：《1923年至1937年大兴纱厂纱机、布机扩充统计表》
不仅大兴纱厂的设备逐年又有扩充，纱和布的产量总体上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请见表3。
表3：《1922年至1937年大兴纱厂纱布历年产量增产统计表》
下面，再让我们来看看1937年以前石家庄商业企业创办和发展的情况：
早在京汉路通车前后，石家庄出现了杂货、餐饮、服务业，特别在正太路修建之后，旅馆和客栈更是蜂拥而上，最为知名的是1907年建成开业的正太饭店。石家庄其他各业商户陆续涌现，照相馆、理发店、澡堂、饭店、戏院、商场等应有尽有，与日俱增，源源不绝。例如，石家庄的较大商场有民生市场、石门商场、西花园等。西花园，又称南花园，原是石家庄村南的一块荒凉之地，自从被开发商人李汉卿扩建为大市场后，在此，先后出现了众多洋广杂货商号、各类不同种类的商店以及澡堂、戏院、说书场等娱乐场所。平时有许多市民到这里购买东西，买卖非常兴旺，逢年过节，更是肩摩踵接，水泄不通。当时这里有“石家庄的北京天桥”之称，与大桥街齐名，成为近代石家庄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根据石门商会的资料统计，1910年有70家，1919年为200家，1933年统计资料为2249家。[32]到1937年以前，石家庄商业已十分发达，“事变前约有二千五百余户”，[33]不过有关史料中所说的商业，是比较宽泛的大商业概念，既包括了金融业和运输业，也包括了工厂的产品销售业务，还包括一切小手工业、医疗、商店等所有经营性的“买卖”。
1934年出版的《石门指南》记载，石家庄商号共有60余个行业，类别与数量请见表4。
表4：《1934年石家庄商号分类统计表》
总之，石家庄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石家庄的人口结构，吸引了部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市人口达到72 100人。随着石家庄城市人口的增加，也直接影响着冀中地区城乡人口结构的演变。石家庄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引发了众多工厂建筑和商业区的建设，扩大了城市空间，人们的聚集区域景观面貌一新。石家庄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促使了本地原有结构的变动，由20世纪前原来的农业生产区域，迅速具备了工业制造和商业贸易职能，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成为了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由于石家庄城市功能的改变，使本地域的经济中心由获鹿转移到石家庄，从而取代了其经济地位。“前日巨商均在获城，自正太路交通以后，皆聚集于石庄”。[34]因此，可以说石家庄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促使了石家庄崛起，迅速地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石家庄的发展而发展，它见证和参与了石家庄城市化的发展壮大。
那么，为什么说近代石家庄工商业对城市化发展的经济拉动作用后期明显不如于前期呢？
第一，七七事变打断了石家庄近代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中止了近代工商业对城市化的正常拉动，使石家庄政治经济逐步沦为殖民地化。石家庄“自事变以后，各重要商业，如银行、纱厂、矿务局等。或趋倒闭，或归军管”，[35]占领者不仅疯狂地掠夺当地的各种资源和物资，还对现有工业设施进行了大肆拆毁。例如，日军为满足制造军用武器，在沦陷区发动了“献铁运动”，强迫大兴纱厂拆毁1万纱锭。另外，天津日商公大纱厂因为战时仍照常生产，不愿拆机器，而以该厂与大兴交换机器为名，让大兴纱厂替天津日商公大纱厂献铁，拆毁了15 000锭，设备受到严重破坏，生产严重受损。七七事变以后，石家庄炼焦厂的控制实权也操在日本人手里，该厂被改名为“石家庄骸炭厂”，所生产的焦炭以及副产品，除销售给北京石景山炼钢厂、天津永利碱厂和当地部分企业外，大部分运往日本，就连堆存多年的硬沥青也被运往日本。[36]其他商家也是如此，占领者“设各种株式会社，垄断商业，囤货居奇，操纵市场，万物高涨”，“对商号限制很严，如棉花、油类、金属都算军用品，不准买卖”。[37]拿木材生意来说，由日商三井洋行、山文洋行、渡边央行和三菱株式会社等木厂联合组织成立了“石门市木材组合”，垄断了整个木材生意。他们规定了东到衡水，西到娘子关，北到保定，南到包括邯郸的所辖范围内，一切木材厂同归“石门市木材组合”管理，每个木材厂都需要上交军用木材75立方米。否则，不给办理木材许可证，没有许可证不仅无法运输，随时都有可能被没收货物，还有可能被查处，存在生命危险。[38]尽管，日军占领期间制定《石家庄市都市计划大纲》，拟将石家庄开发为华北的六大都市之一，仅就城市建设而言，石家庄是有了较大进展，但是，石家庄的这种城市发展是为适应日本侵华需要而发展起来，城市化带有了浓厚的殖民地色彩。这时城市工商业的所谓繁荣发展，都是以民族利益的牺牲和乡村落后以及地域整体工商业的破坏毁灭为代价的。
第二，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石家庄的工商业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从总体上看，由于当局治理石家庄的方针是将其作为军事基地来经营的，是把它当作军事堡垒来建设和管理的。由于封锁了市内外的交通要道，把石家庄变成了一座陆上孤岛，使得工商业几乎处在了淹淹一息的状态。以石家庄最大的工业企业大兴纱厂为例，设备使用率和生产规模比抗战前降低了52%至90% 。石家庄物价狂涨，生产成本陡增，企业经营困难重重。国民党占领石家庄后，城市内外的交通长期被封锁，平汉铁路、正太铁路、石德铁路几乎全被切断，使之失去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原本是交通枢纽的石家庄此时变成了一座陆上孤岛，工商企业失去昔日的交通优势，城市的军事化使城市经济发展失去了正常的基础，经济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用当年市长尹文堂的话说，“市政府在第三军的指挥下，以配合军队作些修军事工程、征兵、征粮、政府、办兵差等工作”。[39]城市的军事化使近代工商业生存环境难以为继，在七七事变前，已经形成的石家庄工业结构基本规模再也没有发生新的发展，而只有萎缩、衰退和委靡。
第三，从1947年11月石门解放后，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石家庄的经济形势总体上处于维持稳定和逐步恢复生产的状态。虽然此前一蹶不振的经济开始得到缓慢扭转，但依然战事不断，时常受到国民党的空袭，经济恢复和发展物力维艰，石家庄的城市经济始终没有恢复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发展水平，尚未开始出现城市大规模建设的局面。只是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开始掀起大规模城市建设高潮，石家庄才以一个崭新的工业城市形象迅速崛起。
综上所述，作为后起的工商城市，近代石家庄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搭车效应”，带有中国近代城市经济普遍存在的弱质特征。石家庄虽然有“霞蔚云蒸，栉比鳞次”[40]的几千家企业遍布全市，但是真正有竞争力的大型制造性企业寥寥无几，而且这种局面贯穿于近代石家庄城市化全过程。由于石家庄手工业占据多数，工业企业整体规模过小，形成了“商重工轻”的经济结构。所以，工业整体效益对石家庄城市化的贡献率，与作为商贸集散中心的效益相比，没有显现出太大的整体优势。近代石家庄工业化的低度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严重偏差，导致城市化发展的经济拉动持续力明显不足，传统生产方式的淘汰速率较慢，农村城市化进程出现了间歇和滞缓。特别是民国后期，石家庄作为重要军事要地，毫无疑问地对城市工商业发展产生了一些摧残性影响，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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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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