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石家庄城市人口的跳跃性增长
刊载于《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李惠民
近代石家庄城市人口是由5次较为明显的跳跃增长，将石家庄人口发展带上了农村城市化的快车道。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实现了由一个蕞尔村庄到一座中等城市的跨越。第一次跳跃增长发生在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和民国成立之后；第二次跳跃增长发生在1925年石门自治市成立之时；第三次跳跃增长发生在1925年至1933年之间；第四次跳跃增长发生在1938年到1941年期间；第五次跳跃增长发生在1947年至1949年年底之间。也是石家庄解放前后出现的近代最后一次大规模人口增长。这5次跳跃式增长的总特征是：增长速度超轶绝尘，短时间内人口数量的涨幅大规模提高，每次跳跃增长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提升了20世纪上半叶石家庄的年均人口增长率。1901年至1949年底的石家庄人口跳跃增长的曲线变化示意情况，见图表1。
一、近代石家庄人口第一、二次跳跃增长
1901年至1925年，是石家庄城市化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近代石家庄人口增长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包含了人口的两次跳跃性增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家庄村属于名副其实的蕞尔村庄，在京汉铁路未通以前，“其时石家庄并无商民之足迹”，其村“概营农业”。据最新发现的清代获鹿人口统计档案，《编查男女大小户口数目清册稿》记载，20世纪初，石家庄村共93户，男女老幼共532人，[1]这是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上理所当然的第一个坐标点。
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相继开工，启动了石家庄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从1902年京汉铁路修建开始，大量筑路人员陆续抵达石家庄，掀起了本地人口的第一次跳跃增长。随着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通车，在铁轨上奔跑的“蒸汽机”，冲破了农业社会石家庄一直保持的人口自然增长状态，拉开了石家庄人口迁移增长的序幕。大批铁路工人成为当地首批产业工人，除营运在铁路线上的职工外，仅石家庄车站职工和正太路车辆总机厂职工的人数一项，就超过了石家庄村的原土著居民。随着交通枢纽职能的逐渐发挥，中转货物的搬运业务促使石家庄出现了新型的运输业；各类中转货物的批发业务，促使石家庄出现了大批新的职业经纪人。另外，以服务业为主要特征的近代产业，也开始在这个小村庄的边缘地带崛起，各类服务行业的投资人和经营者纷至沓来，石家庄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外来人口迅猛增长。所以说，新式交通运输对石家庄人口的第一次跳跃增长产生了最直接的催化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清末民初的石家庄，当时并非是城镇行政建置，由于没有直接留下人口增长的相关统计资料，尚不能对此次人口跳跃增长的高潮给予数字说明。一直到1925年出现第二次人口跳跃增长，间隔24年，也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确切可信的数据统计。但是，“本地商务日盛人口增加亦异常迅速。”[2]近代石家庄出现第一次人口跳跃增长的突发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人口增长幅度带有的跳跃性，也是任何研究者都可以客观感知到的，只不过目前无法用具体数字予以描述。
当石家庄准备申请成立市自治制之时，“惟该市以人口过少之故，遂将附近之休门栗村等地，划归区内。”[3]人口跳跃至3万多人。根据直隶全省自治筹备处的要求，石家庄警察所组织了人口总数详细摸底调查。据1925年9月28日的《自治筹备处处长张士才呈》可知，当时将石家庄村、休门村、栗村（含东北栗村和西北栗村，也称任栗村和姚栗村）以及所有外来的移民一并计算，“选民清册一十六本，计选民一万四千一百零三名；住民清册二十一本，计住民三万三千零七十七名。”[4] 1925年8月29日，经北洋政府批准“合并方案”之后，组成了石门市公所，共计33077人的总数得以正式确认，自然成为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坐标点。石家庄人口出现的第二次跳跃增长，既包含了向石家庄聚集的大量外来移民，也包含着因与休门村、东北栗村和西北栗村合并而形成的两种人口机械增长，其中，由行政区域的扩大而实现的机械转移增长所占比重更大一些。1925年是石家庄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块界碑，当年的人口数量也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是汇合第一、二次跳跃增长的一个成果，是石家庄农村城市化第一阶段的总结。以上述两个坐标点相比较，1925年石家庄人口增长提高了6117.48%，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7.77‰，每年大约平均增长1356.04人。
尽管在近代石家庄人口增长的这个阶段中也具有其它可供研究参考的人口数字，但是都比较模糊，缺乏可靠的调查统计出处。例如，石家庄“到1907年，达到1600多人”[5]的说法，即不知所包括的人口范围，又不知数字出现的时间。由于缺乏文献来源的证据，含有后人推测的较大成分，所以不能作为石家庄人口发展史上可信赖的坐标点数据。再如，1924年编纂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记载为：石家庄“今人口约六千”，以1925年8月33 077人的数据作参照系，显然过低了，也不能作为石家庄人口发展史的坐标点数据。另外，1926年曾有一位学者，在《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一文中说：石家庄“民国二年，户口不过二百余家；民国六年，增至一千户，彼时人口约六千内外，现则人口增至四万”。[6]首先肯定文章发表较早，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对1917年时人口增至约6000左右的具体记述而言，所含范围交待不明，参照的依据不清；其次，1926年石家庄人口增至4万的估计，以1925年8月33077人的数据作参照系，显然过高了；再次，上述的6 000人和4万人均为整数或概数，缺乏精确度，所以，也不能作为石家庄人口发展史的坐标点数据。总之，从第一、二次人口跳跃性增长的起点和终点，自1901年到1925年8月，此阶段中间的其它数据都尚有待考证，并寄望于能继续发掘出新的可靠史料。
二、近代石家庄人口的第三次跳跃增长
1925年至1937年，是石家庄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近代石家庄人口增长的第二阶段，其中，1925年至1933年期间，出现了近代石家庄人口的第三次跳跃增长。1925年8月石门市公所成立，是近代石家庄人口增长的第二阶段起点。但是，随着4个村庄管辖上的合并和新行政辖区初步运行，石市特别区人口难免会发生一些变动调整。恰好在3个月后，邮政总局的一项人口调查，对石门新政区人口数量变动情况进行了核实。1925年邮政总局为第11次修订“通邮处人口统计集”，组织进行各地人口调查，直隶邮务管理局对各县署上报的城乡人口数目把关甚严，要求必须具有调查记载，请获鹿县“将城内四关以及四乡人口之最近确实数目，查明列表速为复知”。1925年11月的调查结果，集中反映在《获鹿县调查全县管辖境内人口数目一览表》之中，石家庄特别区人口数目为30 208人。[7]对这一数字的基本评价有两点：其一，1925年11月最新调查的数据，要比8月统计的数据更有实效性。其二，由石门警察所所长亲呈，经获鹿县张知事亲审的特别区人口数目，应该值得信赖，特别是档案原件上，标注有“警厅及商会调查可得确数”字迹，更使这一数字增添了可靠性，所以，30 208人成为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变化曲线上的第三个坐标点。
石家庄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聚集和转化的过程，1925年石门市成立之时，由于城市化还处在兴起阶段，人口基数比较低，人口增长率显得比较高。需要进行鉴别的是，其它那些被夸张了的人口数据，涉及1925年人口数量的另外一些记述，目前看来大多不甚确切。例如，《石家庄之人口》一文所云：1925年“设立石家庄市，因人口不足，遂将休门、栗村并入，改称石门，并成立石门公所，人口约六万”。[8] 6万的人数与实际的33 077人相比，几乎多出了近一倍，不太可信。还有些著作的记述更离谱，“到1926年，石家庄城市人口增加到14万人。”[9] 这个数字与实际的33 077人相比，要多出近11万人。
1925年成立石门市以后，该市人口继续迅速增长。虽然在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中也曾因军阀混战，出现过“商业不振，人口大减”的情况，但是这并未阻挡住城市对外来移民的强烈吸引力，这一阶段主要是石家庄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外来的投资者和务工人员。1933年7月石家庄城市化人口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实现了近代石家庄人口的第三次跳跃增长。据《石门指南》记载，“据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公安局之调查”，1933年7月石家庄人口达到63 156人，这是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的第4个坐标点。这个点与1925年8月33 077人的数据进行比较，8年间增长了30 079人，人口大约提高了90.94%，年均增长速度为84.2‰，每年大约平均增长3 759.9人。
近代石家庄人口出现第三次跳跃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工商业的兴起和繁荣，是石家庄工商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众所周知，城市化的实质是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它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城市化的动因来自经济的发展，而拉动石家庄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工商业的发展，这也是城市人口增长的根本源泉。由于近代石家庄工商业结构所致，近代工业门类比较少，行业规模比较小，近代化程度比较低，在拉动城市人口规模在“量”上扩张时，比近代城市商业服务业的作用力略逊一筹，这与被动的中国近代化大背景有关。
1933年7月以后，石家庄的人口进入暂短的相对平稳期，但好景不长，石家庄人口发展的正常进程，1937年就被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所打断。据《石门市事情》记载，到1937年事变前的调查，石家庄总人口为63 156人，与几年前的人口数量没有发生变化。[10]“七七事变”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故63 156人便成为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的第五个坐标点。
三、近代石家庄人口的第四次跳跃增长
1937年至1945年，是石家庄城市人口发展的第三阶段。1937年日军占领石家庄前后，“全市哗乱，人民逃散。”[11] “石门市之逃亡难民离石者甚伙，残留未走者仅约三千余人。”[12]全市人口始终不稳，由高至低，千变万化。直到1938年市政府成立，人口骤减的局势得到初步遏制，逐渐回升。截止到1938年3月，“石门市之人口，已达五万有奇。”[13] 1938年12月石门警务局调查，人口总计57 990人，[14]这是战乱造成的人口波动趋于稳定后的一个确切数据，因此成为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的第6个坐标点。此后，人口渐趋平稳，稳中有升。据《石门市事情》记载，1939年1月，人口统计为59 597人；1939年4月，人口统计为65 325人。[15]
近代石家庄人口的第4次跳跃增长发生在1938年12月至1941年8月间。由于日本殖民者占领石家庄后，出自经济掠夺和军事占领的目的，着手制定了《石门市都市计划大纲》，将石家庄列为华北6大都市之一，作为重点城市加以规划建设，人口目标确定为50万人规模。为了扩充市区范围，增加城市人口之需要，当局将正定、获鹿所属之部分村庄划入市区，此时的石市包含了新旧村庄共69个。1941年8月人口猛增到166 773人，[16]加上驻扎石家庄的13 000名日本和朝鲜人口，全市人口总计达到179 773人，由于这是近代石家庄历史上第二次政区扩大后的一个确切数据，是石家庄城市人口的第4次跳跃增长的结果，也是殖民当局依靠军政手段实现的一种机械增长，带有胁迫性质的转移增长，它成为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的第7个坐标点。1941年9月底，“据市警所发表人口将达十七万以上，日本及朝鲜人约一万三千人，全市人口达十八万以上。”[17]
1941年8月石家庄人口为179 773人，如果以3年前的57 990人作参照系进行比较，人口增长了121 783人，人口增长率达到210.01%，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58.11‰，每年平均净增人口达到40 594.33人。这次为期3年的跳跃增长，突破了石家庄人口的10万大关，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市区空间也得到了较大的拓展，其增长人口主要是被划入市区的周边乡村的农业人口。1942年10月20日，全市户口达到33 405户，共计171 266人。[18]到日本投降前夕，1945年石门人口为167530人，[19]作为历史阶段的转折点，它成为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的第8个坐标点。
四、近代石家庄人口的第五次跳跃增长
1945年至1949年是石家庄城市人口发展的第4阶段，近代石家庄人口的第5次跳跃增长发生在这个阶段的1947年至1949年间。抗战胜利和国民党接收石门后，人口开始逐步回升，据市警察局户口调查统计，1946年1月的石市人口为174 883人，1946年4月的石市人口为183 754人。1946年7月的石市人口为185 741人，[20]作为人口变化出现大起伏之前的一个数据，成为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的第9个坐标点。虽然此后国民党统治阶段的市内军事工事继续得以加强，却未能改变其统治地位栋折榱崩和日益衰退的态势。进入1947年之后，由于变幻的军事形势，产生了大批流动人口，石家庄周边农村和县城的部分官吏、商人和富户，开始涌向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城市，造成石门市人口跌宕起伏。1947年2月的石市人口，达到217 327人，[21] 1947年4月至5月间，人口数量达到了近代石家庄最高点，突破了30万。[22] 导致此时人口激增30万的原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施对石家庄的战略包围，在强大的军事打击下，“正、藁、栾各县相继失陷，元、获两县仅于县城一隅，其他农村皆未切实控制。经此动乱，本市人口激增。”[23]石家庄作为军事中心城市，对人口增减起着双重影响，石家庄解放前后出现人口规模的较大跳跃起伏，时而高峰，时而低谷，时而骤增，时而平缓，是很正常的一个必然现象。当然移民引起的人口高峰是暂时性的，这与常住市民人口增长有着一定的区别。1947年11月，石家庄获得解放，社会重见天日，秩序逐步恢复，工厂商店开工开业，城市管理兴利除弊，民心渐趋稳定，人口数量与日俱增。到1949年末，石家庄人口达到278 000人，[24] 成为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的第10个坐标点，也是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史上最后的一个坐标终点。依据1949年底的人口数字，与1945年的167530人对照，其增长了65.94%，比1945年净增人口110 470人，年均增长27 617.5人，年均增长率为134.98‰。
1945年至1949年是近代石家庄人口增长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可以说石家庄人口起伏较大的一个阶段。在这5年里，石家庄人口不仅突破了20万，登上了又一个新台阶，而且还曾达到过30万，成为近代石家庄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经过1901年至1949年的5次人口跳跃增长，石家庄城市人口规模获得了跨越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石家庄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人口发展也开始转变为新的增长方式和新的发展模式。
五、近代石家庄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
为了认识从1901年至1949年石家庄人口增长的跳跃性特征，需要利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计算出各个不同阶段人口增长率、净增人口和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得出充分的数字根据。从而通过有关具体数据，与其它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进行比较，更清楚地凸现出近代石家庄人口发展的跳跃性特征。
根据统计学原理，推演其平均每年人口增长速度的计算公式应为：
X = 年均人口增长速度；
P0 = 统计基期的人口水平；
Pn = 统计末期的人口水平；
N = 基期至末期的间隔期年数。
通过以上数学公式演算，可以得出1901年至1949年各个阶段的人口间隔年限的人口增长率、年均增长人数、年均增长速度等，相关数据详见图表2。
由上述数据得知，1901年至1949年年底，石家庄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农村城市化历程，人口由近代起点的532人发展到了近代终点的278 000人。城市人口增长了52 155.64%，年均增长速度为139.27‰，平均每年净增人口5 780.58人。石家庄由蕞尔村庄跳跃式地发展成为一座中等城市，虽然其人口总量无法与天津等通商口岸大城市相提并论，但是，其人口年均增长速率之快，在近代全国城市人口发展史上也是名列前茅的。例如，与民国时期华北最大的城市、全国第二大城市天津相比，就其年均人口增长率而言，超过了天津增长率最高阶段的75.57‰，关于近代时期部分发展阶段两个城市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对比情况，详见图表3。
通过20世纪上半叶部分年份阶段中石家庄与天津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对照表，可以看出，石家庄是后起的新兴中小城市，与天津没有完全一致的年份阶段数据对照，无论城市人口基数，还是人口发展规模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因为石家庄作为一座后起的中小城市，人口基础起点比较低，所以年均人口增长率较高，有些发展阶段跳跃增长的比率，明显高于人口基数较大的大城市。从上述几组年均人口增长率的对比数字看，近代石家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并不在大城市天津之下。甚至近代天津人口增长最快的1906年～1911年，年增长率达到了75.57‰的速度，也没有超过近代石家庄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可见，城市人口的跳跃式增长成为近代石家庄农村城市化的一大特征，创造出了石家庄空前绝后的历史纪录。由于跳跃性人口增长较快，1940年至1949年的十年间，接连突破10万、20万大关，甚至临近30万。1901年至1949年的139.27‰年均人口增长速度，在石家庄历史上震古铄今，不仅古代社会无法比拟，而且当代城市化发展速率也难以超越。当代石家庄城市化发展，以1949年12月的278000人为起点，2000年石家庄市辖区人口达到了2 180 677人，发展间隔为50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42.06‰，与20世纪上半叶的年均人口增长率相比，难以企及。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近代石家庄城市化发展不仅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且不失时机地抓住了由铁路枢纽带来的得天独厚的契机，跳跃式地实现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过渡。
原文发表于《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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