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石家庄兴修铁路前后的变化
刊载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李惠民
石家庄是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十分典型的城市化个案，探讨石家庄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对中国城市化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近代石家庄城市史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学者们关注。但是，由于史料缺乏，学界对于晚清石家庄城市化的起步研究较少。本文拟结合笔者新发现的部分清代石家庄档案资料，就清末石家庄铁路兴修前后的变化问题予以论述，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20世纪前石家庄农业社会的基本状况
石家庄这座城市是在石家庄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石家庄位于获鹿县境内的东部，相传最早叫做“十家庄”，因仅十数家之故，但无史籍可考。另传，该地有石姓人家居住，故以名命其地名，“亦无相当证明，实缘无石姓之人家也”。[2]
石家庄村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的毗卢寺碑文。毗卢寺位于石家庄市西北郊杜北乡上京村东，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寺建于唐天宝年间，在毗卢寺明嘉靖十四年（1534年）重修碑记中，有“石家庄”村名。清代乾隆元年（1736年）所修成的《获鹿县志》开始有了“石家庄”的记载，《乾隆四十二年二月获鹿县各村庄名册》中亦有“石家庄”的记载。[3]清光绪四年所修成的《获鹿县志》记载：“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除上述之外，人们对于1900年以前的石家庄几乎是一无所知。
有鉴于此，笔者通过深掘清代档案材料，从而寻得了部分有关1900年以前石家庄珍贵的史料，终于可以帮助我们揭开早期石家庄的面纱，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清末的石家庄。
根据清代获鹿档案，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各牌乡长挨门查造”了一本《石家庄保甲册》，[4]该保甲册记载，1863年石家庄村计户94家，粮名94户。其中，殷姓27户，于姓21户，刘姓8户，芦姓7户，尹姓7，马姓7户，张姓4户，沈姓3户，姚姓3户，袁姓2户，李姓1户，潘姓1户，赵姓1户，胡姓1户，王姓1户。当时，石家庄全村共15个姓氏。
《石家庄保甲册》封面注明“男女三百一十口”，按保甲册94户登记簿中各户的“共男妇大小”栏目所填写数字，实际检核的人口数是308口。其中，一口之家共有4户；两口之家共有21户；三口之家共有29户；四口之家共有33户；五口之家共有5户；七口之家共有1户；十一口之家共有1户。按石家庄村94户，308口总数计算，全村户均人口为3.28。
据《石家庄保甲册》记载，94户的户主中，93户的户主为男性，只有一户的户主为女性。在原保甲册94户登记簿中，注明性别为女性的人数共112人，因“子孙、侄”栏目原无性别之分，故无法准确统计，全村性别结构数据不详细，无法确定。
在《石家庄保甲册》94户的登记中，注明具体年龄的人数共291人。将注明具体年龄的291人划分为以下几个年龄段统计：70岁以上者9人，最大年龄者为85岁；50岁—69岁者90人；18岁—49岁165人；10岁—17岁23人；9岁以下的4人，最小年龄者为2岁。从年龄结构看，70岁以上占3%；50岁—69岁占30.9%；18岁—49岁占56.7%；10岁—17岁占8%；9岁以下占1.4% 。17岁以下者不足9%，为什么少年儿童所占比例较低，甚至不到10%，令人不可思议。至于原保甲册登记簿中儿童数字是否存在缺漏，不得而知。如果确有缺漏，又是何因所至？恐怕也是难解之谜。总之，由于儿童统计数量的偏低，使石家庄村的家庭人口平均数大大降低，平均每户人口仅为3.28人。
按《石家庄保甲册》94户的登记，注明种地亩数一栏的统计，全村共有241亩耕种的土地。其中，79户有地耕种，占84%；有15户的登记簿中种地栏目为空白（且按无地耕种户计算），占到了16%的比例。全村拥有耕地最多的是于中谋家，于家登记的耕地有28亩。全村拥有耕地1亩的家庭为7户；有耕地2亩的家庭为51户；有耕地3亩的家庭为5户；有耕地4亩的家庭为3户；有耕地5亩的家庭为5户；有耕地6亩的家庭为1户；有耕地7亩的家庭为2户；有耕地8亩的家庭为4户；有耕地28亩的家庭为1户。
按《石家庄保甲册》94户的登记，注明住房间数一栏的统计，全村共有315间。其中，86户有住房，占91%；有8户的登记中，住房一栏为空白（且将其按照无住房户计算），占到了9%的比例。全村拥有住房最多的是尹永庆和于孝两家，尹家和于家各有住房有12间。全村拥有1间住房的家庭为9户；拥有2间住房的家庭为21户；拥有3间住房的家庭为23户；拥有4间住房的家庭为9户；拥有5间住房的家庭为10户；拥有6间住房的家庭为6户；拥有7间住房的家庭为2户；拥有8间住房的家庭为2户；拥有9间住房的家庭为1户；拥有10间住房的家庭为1户；拥有12间住房的家庭为2户。
按《石家庄保甲册》94户的登记，注明从业种类一栏的统计，全村共有89户为农业，占95%；另有5户登记的从业种类栏目为空白，经查从业种类栏目为空白的五户人家，有住房有耕地的3户，有住房无耕地的2户。据此分析，有可能漏填写，也可能家中有地，又从事某些生意，或兼营某种其他职业，《石家庄保甲册》扉页上，类似于注意事项的《保甲事宜》强调，“不得混写业商及业生意字样”，所以填写人有可能不知填写何业为宜，故而出现空白，但是，当时全村95%以上从事农业是毫无疑义的。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石家庄村民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循环往复地劳作使人们多有安逸之态，大多数人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追求邻里安宁，向往少打官司最好无讼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秩序，鄙视冲突和斗殴。然而，各种的社会矛盾是无处不在的，即便生活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里，“与世无争”，人们不可能始终都处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乡村社会秩序也不可能一直都是风平浪静。在光绪初年，出现的一些扰乱人们正常生活秩序的行为，曾一度打破石家庄村的安宁，“屡有不法土棍，纵火焚烧柴草，砍伐树木，甚有剪毁田苗。恶风日炽，民不聊生。”[1] 后经光绪四年九月间举行阖乡公议，决定“整顿乡规”，“设会防御”，“已靖恶风”，由于立会后，立法甚善，群力防御，违反者“由会公议送究”，扰民行为大大收敛，秩序趋于平静，村里的这场骚乱风波逐步得以平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石家庄村，人口数量问题非常重要，它关系到城市化之前的石家庄村到底是一个小村庄，一个中等村庄，还是大型村庄。但是，多年来由于没有发掘出新史料，研究迟迟未能取得新进展，学者们众说纷纭。
据清代档案表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获鹿县对所属境内的在城及四关并四乡五路198村的男女老幼进行了一次详细的人口调查统计，此次调查工作以自然村为单位，逐村登记统计，整个统计工作于当年十月二十九日完成，这份重要档案的名称叫作《编查男女大小户口数目清册稿》。[2] 这是清末获鹿县最为可信的一项人口调查统计数据，这份人口调查统计档案材料的发现，无疑是石家庄历史研究取得的一个重要进展，此前学者们调查和推测的各种数字从而可以得到统一的更正。
根据该项调查统计，全县共有27 172户（笔者注：原件为27 273户，其中，西北路的35村共4 546户，误统计为4 647户，多统计101户，故全县实际为27 172户），男女老幼140 687人。其中，石家庄村共93户，男女老幼共532人。
从同治二年九月到光绪二十四年，相隔35年，全村户口未增加，反倒减少了一户，但是人口却猛增224人。由于此次人口调查数据未能全面反映出年龄结构，尤其在猛增224人中儿童占何等比例不明，无法计算出自然增长率，依然无法验证同治年间《石家庄保甲册》中存在的儿童缺漏问题。此时获鹿县198村的户均人口为5.24人，石家庄的户均为5.72人，略高于获鹿县户均人口高出0.48人，应视为比较正常。
按照此次调查统计，获鹿县户数最少的村仅为2户，户数最多的村为561 户。在获鹿县198个村由多至少的排序中，石家庄村的户数名列第131位，如果将在城及四关除外，198个村的平均户数为127.86户，石家庄村仅为93户，比全县的村均户数少34.86户。如果将在城及四关除外，获鹿县198个村的村平均人口为670.17人，石家庄村仅为532人，较全县的村均人口数少138.17人，特别是与东面邻村休门的341户和2 357口人的差距更大，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家庄村属于名副其实的蕞尔村庄。
在京汉铁路未通以前，本地村民可以定期到石家庄村东三里的休门镇、西南约七里的振头镇赶集，交换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以及其他日用品。“其时石家庄并无商民之足迹”，其村“概营农业”。[1]
二、20世纪初至民国前石家庄走向城市化的初始
默默无闻的蕞尔小村石家庄进入20世纪，开始发生巨变。
沉睡在农业社会的石家庄村的老百姓，被修筑京汉铁路的劳动号子和机器的轰鸣声惊醒，当大批的筑路劳工和筑路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几百年来无人问津的小村时，村民们看着这忽然变得热闹起来的工地，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石家庄村的命运会因此而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
1900年3月，京汉铁路修到了正定府。1900年秋末，汉口至信阳和保定至正定两段铁路线竣工。《辛丑条约》签订后，逃往西安的慈禧、光绪皇帝起程返京，从正定乘上了火车北上。1902年京汉铁路修至石家庄，1903年建成石家庄火车站（当时叫枕头火车站），1904年动工兴建正太铁路，到1907年全线竣工通车，此时石家庄成了京汉、正太铁路的交汇点，成为交通转运枢纽，从而成为促进石家庄发生变化的外部推动力。
火车轮子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把石家庄拉入了城市化的轨道，20世纪初至民国前石家庄的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铺设铁轨、修建车站和铁路辅助设施，占用了石家庄村的大量土地，使农民逐步失去了进行农业生产所依赖的耕地。
京汉铁路、正太铁路以及车站的建设是逐步展开的，铁路辅助设施也是伴随着运输能力的逐步扩大而逐步扩大的，因而农业生产的土地被占用的过程，是分期分批进行的。但是，整个石家庄村农业用地状况改变的进程是极快的，短短几年就发生了巨变。
从1904年的一份档案材料——《京汉铁路购买地亩粮户过割清册》中可以看到石家庄村这次部分土地购买粮户“过割”的真实纪录，在这份京汉铁路购买七顷多土地的清册中，记载了此次购买石家庄村12户农民的27块土地，共计118.69亩，并有4.793两的粮银过割。[2] 这些土地所有者是石家庄村的李起福、李文秀、卢双红、姚孟阑、姚孟荣、殷春、殷克义、殷六、殷起云、殷四、于季荣、于荣礼，共计12户。此次购买的石家庄村土地最小的一块耕地仅0.1亩，最大的一块耕地是26.93亩，最多的一户共被收买了9块土地。此次被收买土地最少的一户是李文秀，仅0.98亩；被收卖土地最多的一户是姚孟荣，共计41.57亩。随着正太铁路的修建和发展，占地越来越多，为了修建“正太路修理客货车辆总机厂”（现在的石家庄车辆厂），正太铁路在石家庄村购买了大片土地，“桥北为正太铁路用地，该路管理局、机器厂、修车厂、火车材料厂及洋员寓处均在焉”。[3] 短短几年下来，石家庄村东和村北的大部分土地陆续被购买。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的一份档案资料记载：“据石家庄民人潘德才、殷百鹭禀称：缘伊村自正太、京汉两条铁路修占民地三分之二”。[4]土地的消失不仅换来了石家庄村周边空间景观的变化，换来了大量外来人口向这里聚集，也换来了本村农业劳动力的大转移，换来了当地的兴旺和繁荣。
其次，随着大量土地被占用，石家庄村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条件不复存在，农业劳动生产者不得不向新的领域转移，本村广大农民作为农业生产者的身份开始改变。
当地“村人多半无业，皆依卸运糊口”，[5]村民纷纷转移到与铁路车站转运相关的脚夫行当。京汉铁路在石家庄村所建的车站，是一个中途车站；正太铁路在石家庄修建的是起始站和终点站，但是它采用的是“1米窄轨”，京汉、正太两路铁轨不能相接，所以，京汉、正太铁路的两个火车站之间的物资转运，成为石家庄独有的转运业。两个车站间的物资需要用人力车或者马车运输，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运输，也是当时消化因失去耕地而面临失业的石家庄村民最主要的出路之一。
在邮传部章程的指导下，经殷实绅商联名公保，根据铁路总局颁布的脚行规矩二十款，由脚行夫头出具甘结，呈交押款，正式成立了“石家庄车站脚行”。由于占用了石家庄村的土地，石家庄车站装卸货物的活计就交由该村无地农民承担，据说在邮传部核准抄送章程内，就有“开各站脚夫均归土人承办，其承办之夫头及所雇夫役须土著民人充当，不得越境滥雇”等语。对从事脚夫者也有严格的职业规定，不准故意为难业主及偷窃货主财产，一切行为不得有害路政，每日的工钱120文。脚行初办之时，遇到客货不多和其他意外之因，也承担有赔累风险，因而实行股份制，股东每年能分红利，但是，石家庄村贫苦村民所占股份较少，只占二分六厘股。实际上大股东在操纵着脚行，“脚行夫头虽为于志文出名，其实为姚梦梅主持其事”。[6]为了赢得利益，开始之时，夫役之人尽本地穷民有力者充当，后来为了提高效益，逐步裁减老弱夫役，并对出工不出力、上班常误点、偷窃货物等人予以开除。于是，雇用外村夫役和吸收异地股份的现象，开始不断变着花样出现。例如，有一李姓济南府人加入京汉路脚夫股份，获鹿方璧村一富绅加入正太铁路脚夫股份。由于土地丧失，脚夫之职“若被他人搀越，不啻夺半村穷民之生计”，[7]石家庄村的富绅与贫民，很快就由于十分明显的利益关系而逐步分化，差距越来越大。尽管如此，获鹿县官府每年还要为石家庄车站的脚行夫头“照章雇用本村贫民”问题，多次出面调解，以睦乡里，而息讼端。由本村人担任的正太路脚行夫头于志文、京汉路脚行夫头殷百鹭曾签署“该脚行均须雇用本庄贫民装卸货物”的甘结。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石家庄村民以各种借口，为争夺脚行而发生的纠众滋事案件，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有时甚至还须巡警员出面弹压。由此可见，失去土地的石家庄村民在新的谋生道路上非常艰难，并非一帆风顺的。
再次，随着大批筑路人员陆续进驻石家庄村，以服务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迅速在这个小村庄的边缘地带崛起，石家庄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1902年京汉铁路修至石家庄村，最早的服务行业针对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大批的筑路人员。为了给工人、监工、工程技术人员、洋职员提供一些生活便利和日用品，极为简陋的百货店、食品店、饭店应运而生。1903年京汉铁路通车，此时有了京汉线上下车的乘客，也就有了随车叫卖“售卖零物”的小贩。要去山西的旅客需在石家庄下车，“再觅车轿西去”，为了方便西去转车的旅客，以及南来北往的游人，当年石家庄村里也出现了旅店数家。出现客流，便有了商机，石家庄“始有商民来往”。[8]布店“泰和昌”就于京汉铁路开通的当年在石家庄开业。1903年先在石家庄东连湾胡同出现了邮政代办所，11月取消代办的邮政铺商，设立了悬挂“大清邮政”牌匾的“石家庄二等邮局”，正式营业的邮局开始经办普通信函、挂号信函、明信片、印刷品、包件和汇兑业务。[9]1906年，石家庄正式设立了电报局。1903年10月正太铁路开始了勘探，翌年4月便动工建设，石家庄村作为正太铁路起点站，不仅是施工队伍的大本营，又是施工设备和器材的集积总站，因此，石家庄人口大增，服务行业渐多。据《石门指南》记载，此时开办的主要旅店有：1904年开店的春元旅馆、1905年开店的大兴栈、1906年开店的晋义栈、广利栈等。[10]而且，由于一批负责铁路修建的洋职员和洋专家们驻扎在石家庄，常用的外国食物等在中国铺号不易购得，而寄往天津邮购花费必多，所以有法国商人“保各拉在获鹿县属石家庄开设洋酒铺生理”，[11]出现了专卖洋货的商店。中国交通银行石家庄分行1907年在石家庄开张，民国前，英美烟草公司已在石家庄设了分公司。正太路通车后，中转流动旅客大增，“商贾云集，渐形繁华”，[12]是当时石家庄的真实写照。1909年晋阳栈、裕隆栈相继开业，1911年晋通栈开业，仅客栈就有十四家以上，除前面提到的之外，较有名的还有谦义栈、泰安栈、永长栈、和兴栈、泰来栈、永成栈、魁盛栈、兴茂栈、大盛栈、润生栈等。各种应运而生的商业服务项目发展异常迅猛。
再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大量外来人口聚集石家庄，源源不绝的各类人员突如其来地超过了本地土著人口的数倍。
接踵而至的广土众民，拥有五行八作的各色职业。第一批外来人是筑路工人和技术人员，随着工程进度发展，视察与验收的官吏你来我往，再来者即开办各种店铺的商人，在接下来的就是部分到石家庄找工作谋生的农民工。铁路开通后，大批铁路工人则成为石家庄第一批产业工人，随着铁路运力的发展，铁路职工人员大增，并正式成为石家庄的常住人口，而相对固定下来。仅两个火车站的职工和正太路修理客货车辆总机厂职工就超过了石家庄村的原村民。中转货物的搬运，促使石家庄出现了新的运输职业；各类中转货物的批发业务，促使石家庄出现了新的职业经纪人；中转旅客的增加，不仅增加了大量流动人口，还促使各类服务行业的投资人和经营者纷至沓来。清末石家庄形成小城镇规模后，不仅有警察进驻，军队也对枢纽地位的石家庄引领而望，吴禄贞率领的六镇先后曾驻扎石家庄。
外来人员有邻村的，例如，获鹿方璧村富绅入股石家庄车站脚行；还有邻县的，例如，正定人在石家庄开办了恒得信洋铺店，井陉人王鸿本承包了正太厂围墙工程；省内的居多，例如，承包大石桥工程的唐山人赵兰等；还有外省人，例如，济南府人李姓加入了京汉路脚夫股份；甚至还有外国洋人，主要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13]从外来人口的结构看，工人和商人居多，流动人口比例较大，石家庄人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单纯耕作的农民已经少之又少了。
石家庄村空间上的建筑物结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乡间道路也因不断崛起的建筑，产生改道和变向，石家庄村与邻村的周边环境在逐步改变，空间地域在不断地被新建筑所蚕食。铁路兴修之前，石家庄乡村的建成居住村落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大约半平方公里的空间，几乎全部为平房院落建筑。从建筑铁路大军进驻石家庄村开始，商铺骤增，为解决人口剧增而导致的住房紧张问题，在这个原来的荒野小村周边新建房屋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脱颖而出，既有茅茨土阶的简陋住所，也有美轮美奂的高大西洋建筑。正太路开办之初，在石家庄设立的医诊所，正太铁路通车之后，改为正太铁路医院。此外，石家庄耸立起两座崭新的火车站。在正太车站北边，有一座新建的法式洋楼最引人注目，这是1907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正太饭店”，它是当时石家庄最豪华的饭店，营业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官僚政客、驻军首领、富绅巨商等，在后来的近半个世纪，它一直是近代石家庄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石家庄还出现了一个近代工业建筑群落，即“正太铁路总机厂”。该建筑群落由法国人设计，为单层砖木结构，当时厂房面积一项就占去0.12平方公里。厂区北面修建了法国洋人居住的公寓区。在“休门与石家庄往来之孔道，其间每日往来者甚众”，铁路的铺设和火车的开通，给村里来往行人造成一定的行路困难，“不幸之事迭出”，[14] 1907年秋季竣工的“大石桥”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大石桥跨越正太铁路，桥长150米，高7米，宽10米。从此，大石桥不仅成为石家庄又一个大型标志建筑，而且使石家庄开始有了空间结构上的桥东、桥西之分。由于大桥往西的道边上，不断有各种新商店的出现，鳞次栉比，日渐繁盛，形成了以经商为主的“大桥街”，后来成为石家庄繁华“第一街”。昔日村庄随着周边新建筑的兴建和各行各业的兴旺，转瞬间变成为城镇，渐有通都大邑之相。
随着石家庄地位的提升，获鹿县警察所加强了对它的管理，派数名警察进驻石家庄。
清末十年间，石家庄从默默无闻的蕞尔小村庄，一跃成为冀晋两省中南部地区物资集散中心，其战略地位可谓“南北通衢，燕晋咽喉”。这种地位变化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得以表现出来，它使石家庄成为吴禄贞与阎锡山燕晋联军的策源地，燕晋联军截取京汉路军火，高举攻打北京义旗，充分证明了石家庄作为燕晋交通枢纽，扼京城南大门之重要的军事地位。
总之，1902年京汉铁路修到石家庄，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使石家庄变成了交通运输枢纽、商品货物集散中心和军事战略要地，使石家庄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时人所说，“石家庄之地位益形重要，自是以后，商贾云集，行栈林立，筑建繁兴，昔日寂寞荒僻之农村，遂一变而为繁盛之市场矣。”[15]
清末十年石家庄林林总总的变化，昭昭在目，明效大验。其实质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变，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和集中，农业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变。清末发生在石家庄的这种变化，揭开了它城市化的序幕。
原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微信版文章注释从略，引用请核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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