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烈士吴禄贞墓的修缮与迁移
刊载于《文史精华》2021年第7期
李惠民
吴禄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911年11月6日，吴禄贞准备在石家庄组织燕晋联军，北上攻打清廷老巢北京。但在7日凌晨，身为六镇统制、山西巡抚、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指挥吴禄贞，以及副官张世膺、周维桢被人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1912年3月4日，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奖恤吴禄贞等令》，追赠吴禄贞为大将军，张世膺为右将军，周维桢为大都尉。1913年11月7日在烈士殉难两周年之时，三位烈士才正式安葬在石家庄车站北侧新建的吴公墓陵园。关于吴禄贞陵园修缮、占用、毁损、迁移等问题，学界尚未有专门文章论及。本文拟对吴禄贞身后百年来的陵园修缮、占用、毁损、迁移等相关问题，略作梳理概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民国时期吴公墓陵园的修缮与占用
坐落于石家庄正太火车站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墓，由四周陵墓围墙环绕成一个陵园院落，移栽的松柏郁郁葱葱，成为近代石家庄新兴城市中寥寥可数的历史人文景观之一。据1914年采访过吴公墓陵园的《大公报》记者刘哲民回忆说，当年“吴将军之祠宇与坟墓，皆金碧灿烂。”
图1：民国初年吴禄贞墓全景（来源：《大中华》杂志，1915年第1卷第9期）
栉风沐雨，岁月沧桑。由于吴公墓坐落于交通枢纽的石家庄车站，平日陵园内南来北往的旅客瞻仰者络绎不绝，由于陵园设施缺乏必要的保护和维修，再加上近20年的自然侵蚀，风吹日晒，寒来暑往，吴公墓陵园开始变得满目苍夷，千疮百孔。1932年5月3日记者刘哲民在《大公报》发表的《石门二十年来之回顾》一文中说，历经岁月迁移，时光流逝，吴公墓陵园的设施，“今楼依然，则几成颓垣旧瓦；墓如故也，则祭石残坏，铁栏皆无。”吴公墓选址和设计师阎锡山闻讯，派人对陵园损毁状况进行评估，为修缮工作做好准备，并将修复计划报请南京政府内政部。1929年8月24日《新闻报》报道说，“石家庄吴禄贞墓失修已久，阎锡山为追怀往哲，特派员视察，准备修理。”此后多家媒体对南京政府处理结果予以了追踪报道，例如，1931年4月的《益世报》《国民日报》《铃报》《新闻报》《立报》等报道说，南京政府内政部议复行政院，靖饬河北省政府拨款800元，作为吴禄贞将军墓的修缮经费，“从事例葺，并妥为保护”。
从20年代末期起，吴公墓已无专管之人，河北省府拨付的吴公墓专用维修费800元，交由获鹿县府保管，因无人主持修缮工程，也无人领取维修费。所以，吴公陵墓自修建20多年后，竟因年久失修，出现“坍塌不堪”之虞。
亟待维修吴公墓之事，那些年经媒体多次报道之后，1933年6月石家庄绅商出面组建了“筹修吴公祠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了建筑单位投标，并招收维修工匠，安排对吴公墓展开了维修施工。此次维修工程需用工费和材料费预算，经“筹修吴公祠委员会”审核，共计洋4000元。“筹修吴公祠委员会” 一方面向河北省政府打报告，另一方面函报了当时掌管山西和绥远两省的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试图双管齐下，多渠道筹措维修经费的补助。“筹修吴公祠委员会”之所以向山西汇报维修计划并申请资金，认为吴公陵墓本身与山西王阎锡山有密切关联。其原因有三：第一，吴禄贞牺牲时身为山西巡抚、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燕晋联军副都督兼副总司令；第二，当年吴禄贞与阎锡山彼此合作，组建燕晋联军，共谋起兵北上大计，才导致被人谋杀；第三，当年是阎锡山亲自说服吴夫人，将永久墓地选择在石家庄火车站烈士殉难地。阎锡山为墓地设计了墓碑陵园结构，并出资建墓、树碑、写碑文、筑祠、修筑陵园。1940年出版的《石门市事情》记述说，“吴公乃山西人民首领，民元被刺于石门（实为1911年11月7日凌晨被刺），阎百川为公建墓于此。”第四，军阀混战时期，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长期占据铁路枢纽石家庄，致使许多世人误以为石家庄就是山西阎锡山的治所属地。正如《立报》记者报道所言，历来山西方面发生军事行动，石家庄便成为重要的军事据点。由于上述诸多历史因素影响，吴禄贞正式安葬前，致使烈士遗属在发布的讣告中，误将举行丧葬仪式的陵墓所在地石家庄，公布为“山西石家庄”。以吴禄贞独子吴忠黄名义书写的《讣告》，原件长约28厘米、宽约10厘米，共24页。该讣告原件现由河北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律先生收藏。
图2：20世纪30年代石家庄吴禄贞墓（来源：《中华民国全国铁路旅行指南》，铁道部联运处1934年编印。
吴禄贞等辛亥革命三烈士陵墓，建造了近20年后，就出现碎瓦颓垣的残破毁废，固然与20年代后期无人专门经管有关，但是，导致吴公墓形成如此残破毁废景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石门市制未能稳定确立，导致市政公益设施管理制度的缺失；警局与商会内部争权夺利，各派势力趋利避害，无暇出面监管过问；军阀混战，炮火连绵，山西阎锡山鞭长莫及，力不从心；游客缺乏文明参观意识，陵园缺乏有序管理等。此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从20年代末开始，陵园长期被社会团体轮流占用。吴公墓陵园紧邻火车站、大石桥和车站广场，不仅处于交通要道上，而且又位于城市中心，这里常常成为组织大型集会活动的场所。以上诸多因素或大或小地影响到吴公墓陵园日常的维护修缮。
20年代末期，吴公墓曾被国民党市党部麾下的市总工会占用，作为其会址办公之所。当时石家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市民反房捐、反捐税、劳资纠纷等工运浪潮，声势浩大，此起彼伏。河北省工商厅几度派员前来调解不成，地方驻军与警察弹压更激起市民和工人反抗斗争。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委会抓住时机，准备筹备成立市总工会，筹备会委员有七人组成，其中负责主持筹委会工作的陈昭武，既是筹委会委员，又是常务委员。《大公报》新闻报道说，陈昭武率领众人强行砸开吴公祠的门锁，占用了陵园祭堂小楼，将陵园作为市总工会开会场所。
30年代成立的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也曾将会址设在吴公墓陵园内。该会的指导员刘秉彝，同时担任《石门救国日报》的社长。救国日报社是由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与国民党获鹿县党部共同发起组织的，《石门救国日报》是国民党获鹿县党部的机关报，其县党部设在木厂街，而救国日报社则设立在了吴公祠陵园内，这些史实在《石门指南》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救国日报》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宗旨，报纸从1933年5月15日创刊发行。最初报纸由中华印书局代印，后购置了印刷机在吴公陵墓内自行印刷。
1937年10月10日，石门沦陷后，吴公墓陵园被驻石日军的偕行社强行占用。所谓“偕行”，出自《诗经》《秦风·无衣》的“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偕行社，即日本陆军军官俱乐部。占据吴公墓的这个俱乐部从属日军第一军兵站部，俱乐部平时主要是为这些日军驻石陆军军官提供餐饮服务，故又称之为“兵站部食堂”。由此，吴公墓陵园大门口北侧的门柱上，被挂上了“兵部酒保食堂部”的牌子。陵园大门口的南侧门柱上，则挂着食堂部营业时间的告示，“营业开始：十一时；贩卖停止：二十时；闭店：二十一时”。此兵部食堂部，每天对偕行社军官营业9个小时。明明是偕行社占用了吴公墓陵园，鹊巢鸠占，沦陷时期的《石门新指南》在介绍吴公墓地址时，却要反客为主，竟然卑鄙无耻地介绍说“吴公墓在本市车站前偕行社内”。
吴公墓陵园沦为兵部酒保食堂部之后，便不再对外提供参观服务。除非日伪当局在吴公墓组织举办开放性宣传活动，否则，一般人平时不得进入该院落，围墙门口处还设有华人不得入内的提示牌。1939年新民会石门市指导部为了进行东亚共荣的殖民宣传，在获得驻石日军“桑木部队宣抚指挥班”和伪市公署允准协助的情况下，得以使用吴公墓陵园场地，在陵园内组织进行过一场“兴亚展览会”。该展会于1939年11月13日开幕，为期3天，到吴公墓观展的多达4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公陵墓因在车站地界，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交通部铁路部门接收。据中共冀晋区四地委城工部撰写编印的《蒋管石门调查》记载，在国民党军队占领石家庄时期，以朱子光为首的交通部晋冀区铁路局石门办事处占据了吴公墓陵园，将其作为了办公场所。1947年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在清风店战役被歼灭后，在石家庄留守的三十二师，则把正太饭店与大石桥一线作为了坚守的核心工事，不断予以防御加固，而吴禄贞墓陵园正处于正太饭店与大石桥之间。作为军事核心防御工事，正太饭店与大石桥早已面目全非，这些建筑均被搭建了防护掩体，设置了碉堡、壕沟、铁丝网等，成为石家庄守敌的最后堡垒巢穴，是解放石家庄战役中最后被攻克的军事据点。经历战火硝烟摧残后的吴禄贞墓陵园，四周荆棘遍布，荒芜满目，亦是面目全非。1948年2月13日《立报》，以《战乱兵燹：石家庄破坏惨烈，吴禄贞墓庐遭劫》为题，报道了战后吴公墓陵园惨遭战火摧毁的状况，“尖顶凭吊烈士纪念亭”，“榱桷欲折，瓦甍欲隳，斜阳罨照，令人增无限怅惘。此次遭劫，可谓彻底的破坏了”。
二、解放后吴公墓陵园的占用与迁移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国家公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从建国后文物保护的总体工作看，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有些文物还是受到了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吴公墓陵园保护工作所受影响的原因，首先，在城市经济建设方面，受到城市建设迅猛发展的极大影响；其次，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受到“破四旧”以及铲除物化形态“封资修”的严重冲击。
解放后至文革前的历史时期，吴公墓陵园一直地处铁路部门管辖之下，先后归属晋察冀边区铁路管理局、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石家庄铁路管理局、太原铁路管理局石家庄办事处和石家庄铁路分局、天津铁路管理局石家庄铁路分局和石家庄运输分局、北京铁路管理局石家庄铁路分局和石家庄办事处等。虽然地方政府文物部门已将吴公墓陵园视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因陵园一直处于铁路部门地界辖区，吴公墓未能得到文物部门的有效保护。处于“石家庄铁路分局职工生活段”大院内的吴公墓陵园，被不断扩充的铁路生活设施逐步蚕食，从陵园被挪用，渐渐被侵占，直至垂垂萎缩。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石家庄铁路领导管理体制被打乱，从1966年至1977年，主要管理机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铁路管制委员会和石家庄铁路分局革命委员会，由于分局铁路领导管理建制比较混乱，陵园内设施被作为四旧砸毁，甚至被拆除，吴公墓遭受严重破坏。石家庄文化局档案资料《关于迁建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墓的再次请示》记载，由于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影响，吴氏三人墓夷为平地，墓室四周被铁路生活段盖起大楼，原有的三人墓塔塔尖，散落在生活段院内，三人墓碑全部丢失”。据1982年3月石家庄市文保部门关于吴公墓发掘清理工作报告记载，陵园内的烈士纪念亭和专祠祭堂已被拆除，“墓塔被推倒，墓园夷为平地。”另据当年石家庄铁路分局工程段负责建设五层大楼的工程师和施工队工长回忆说，“周维桢墓室，当年建筑生活段五层大楼打地基时，已经破坏了，墓室位置在办公楼下面。”负责寻找墓室位置的文物工作者，经过走访铁路生活段和铁路公安处知情人，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挖掘了近十米的探沟，才在地下寻找到已被盗并被烧毁的两个烈士墓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对民国烈士吴禄贞陵墓的文物保护工作重新提上日程。1980年4月，湖北省政协委员提出了“维护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墓地和重修墓碑”的提案，经河北省政协秘书处转交石家庄市文化局。1980年8月，市文化局立即向市领导进行了汇报，并根据吴公墓已被破坏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关于迁建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墓的再次请示》的建议。基于“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烈士，加强统一战线，统一祖国大业，对后代进行地方史、革命传统教育”的目的，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批示同意搬迁，指示文化部门“按必要程序报批”。市文化局再报经河北省文物局，经请示同意搬迁后，并获批“迁建费二千元”。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对80年代初重建吴禄贞墓的工作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其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的吴禄贞之女吴忠英从美回国，来石家庄寻找其父的墓地；其二，1981年10月全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筹委会来函询问吴公墓情况。
1981年12月5日，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办公会上，讨论了市文化局关于迁建辛亥革命烈士吴禄贞墓的请示，“确定迁建在毗卢寺公园内”。办公会会议要求市城建局帮助搞好规划，市文化局要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抓好毗卢寺院内的搬迁工作。但石家庄市文化局考虑到“供人参观瞻仰”的方便，建议将吴公墓迁建于石家庄长安公园内的适当地方。1982年3月25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在长安公园内西北侧的小土山上，新建了吴禄贞、张世膺、周维桢三烈士墓。三座墓碑依然是坐西向东，经过修复的汉白玉墓碑原物迁至新址。此次迁葬于长安公园的墓地中，只有吴禄贞、张世膺的遗骨，并没有找到周维桢的遗骨。长安公园新墓地中，没有了吴公墓原址上的那座尖顶凉亭式烈士纪念亭，也没有了那幢专祠祭堂。1982年7月23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将新建于长安公园的这座吴公墓，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4月，吴禄贞子女曾从香港和美国来大陆，前往石家庄长安公园吴公墓，祭奠吴禄贞烈士。
图3：位于石家庄长安公园的吴禄贞墓（来源：本文作者拍摄于2005年7月）
1991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关于隆重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决定》，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为了隆重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活动，“纪念民主革命的先驱人物，对于振奋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做出了《关于修葺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墓地的建议》。市文化局根据市政协的建议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批示精神，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对长安公园吴禄贞墓地进行了修葺。此次修葺不仅更换了“吴禄贞生平简介”墓刻石，还为三位烈士各加嵌一块墓志石，并栽种了60棵四川松柏，对墓地四周进行了绿化。1997年长安公园吴禄贞墓被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命名为“石家庄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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